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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克多包德斯（Victor Pordeus）成功塑造了哈姆雷特的角色。他站在演员中央，激忿填膺，扬眉奋髯。在棕榈树和热狗摊的天然背景下，他悲歌慷慨，抱怨着凄惨的命运，激昂的话语如一股自然的力量穿透大西洋吹来的海风，掷地有声。

　　在他身后，太阳像一只巨大的橙子消失在两兄弟山（Dois Irm os），这是风景明信片上经常出现的景点，就坐落在伊帕内玛（Ipanema）海滩；这也是里约维迪加尔（Vidigal）贫民窟的所在，不久前才得到改善。迟暮的丹麦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一动不动。他是一个干瘪孱弱只有一条腿的老人。周围的合唱团唱响了嘹亮的歌声：“生存还是死亡”。接着，一阵骚动，人们边歌唱，边围成圆圈跳舞，他们唱道：“再生吧，苏醒吧”。

　　这不是一群集万千宠爱以一身的演员。由金色、蓝色和橙色构成的狂欢节长旗上写着“安定医院”，正是这场演出的组织者。这20名左右表演者从人口密集、气候炎热的里约北部来到海滨。他们都是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包德斯是他们的医生，也许现在应该称他导演。

　　戏剧能够为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提供一种少有的积极刺激，使他们有机会与他人交流互动。包德斯说：“我们都是演员，我们接纳这一身份，呈现我们的文化。”他们不再是紧张症患者、好斗症患者或孤独症患者，而是演员——包德斯称他们为客户而非病人。他们可以随意按照莎剧中的人物装扮自己，超脱现实，体验剧中人物的生活。在这样新鲜的表演环境中，人们可以谈论或尝试不同的东西。当人群旋转时，会不时停下来，让人们彼此拥抱；争吵也会响起来，随之和解；每个演员都有机会起始新的歌唱，再由他人跟唱。

　　包德斯说这样做的成功之处可以清楚地从大量影像资料中看出来，这些影像记录了病人在海滩和里约尼斯达西尔维娅（Nise da Silveira）精神卫生研究院安定医院的表演。当病人后来回顾这些影像时，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并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和与他人的互动。包德斯说在加入安定旅馆前从来不说话的人也开始微笑并且自发地与他人互动，这是戏剧治愈力的明证。

　　这个项目在巴西引起了大量的报道，现在每年都有一些艺术家在安定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包德斯并未能幸免批评。由市政当局出资资助此项目就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并且安定医院和医院的其他科室也有冲突。

　　包德斯承认道：“我们与医院的其他医生有许多冲突。他们攻击我们，说戏剧使病人狂躁不安。他们说治疗的基础应当是药物，但根本不是。” 包德斯的批评者说抛开医患的等级关系，强化病人的自由表达，会使病人产生不安全感和困惑感，并不能提供健康的情感发泄途径。但这并没有戳中要点，因为包德斯不只是位医生，更是位行动主义者。他试图挑战关于疾病与治疗的主流观念，这是一定会引起抗议的。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安定医院的表演、歌曲和服装，可以看做巴西文化传统的延续。例如，桑巴舞就通过集体追忆往昔的痛苦，寻求集体救赎，而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在里约的狂欢节期间，街上到处都是唱歌的人群，他们唱道“痛苦但不会死去/在弥留之际/总有人来救你”。歌词追忆了残酷的奴隶制度和殖民政府屠杀穷人的悲惨记忆，铿锵的韵律还原了非洲文化，而曾经，巴西人不得不放弃这一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救赎在巴西文化中是集体救赎而非个人救赎。集体主义也是戏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西已故导演和行动主义者奥古斯都波娃（Augusto Boal）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开创了用戏剧表演医治患者的疗法，他创建了著名的“抑郁症剧院”。在抑郁症剧院，人们通过戏剧直观感受和理解工作中的动力学，并通过角色扮演探索新的可能性。另一观点，即“为现实生活彩排”，就是受到Boal的启发而产生的。这一观点在饱受战乱的地方如，以色列，巴勒斯坦，拉美和欧洲地区得以广泛实践。Boal认为每个人都是集观众、演员和剧本于一体的独立的整体。如果我们从观察自己的表演和与其他角色的互动开始，将来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行动方式。

　　尼斯达西尔维娅医院与安定医院处于同一城市。这家医院一直都有通过艺术和某种文化来释放病人内心情感的传统，甚至对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也是如此。自1946年开始，精神病学者尼斯达西尔维娅，曾经是卡尔荣格的学生，让病人进行绘画和雕刻创作，他们的作品被存放在“疯子的想象”艺术馆。这家艺术馆自1952年开始对外开放。这些画作和雕刻反映了焦虑、抑郁和精神病的痛苦，但它们常常也是美丽和令人欢欣的。许多作品受到了严肃的艺术赞扬，一些还被展览在传统的艺术馆中。

　　在达西尔维娅生活的时代，精神病的疗法，如额叶切除术和电击疗法，十分残酷。达西尔维娅与此激烈斗争，并主张更有人性的治疗方法。在她治疗过的艺术家中，安德莉娜戈麦斯（Adelina Gomes）是其中之一。她因父母不同意自己与某个男人交往而陷入极度忧虑，并在1936年被送到这家医院。她生前共创作了17,500件作品，包括好色的萨梯（satyr）的和古代众神的雕塑。总之，他们的世界没有人类世界中那么多的禁锢和限制。

　　在拥护更加人性的精神病疗法或观测艺术作为疾病治疗手段的价值方面，达西尔维娅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巴西精神病学专家Osório César就开始将艺术作为一种医治病人的手段。在同一时代的德国，精神病学家Hans Prinzhorn收集了大量由精神病人创作的艺术作品，它们都是从早些年代德国人开办的精神病院里收集起来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以往，人们重视的只是他们对精神疾病的揭露。

　　运动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归功与苏格兰精神病学家R. D. Laing的努力。这个时代也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高峰出现的时代。1965年，Laing在金斯利大厅（Kingsley Hall），前伦敦东区社区中心，开展了一次精神病学实验。那里门没有上锁，病人（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使用药物治疗，迷幻药不受限制地发放出去。辍学生和艺术家也加入到病人中来，演员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还参观了这里。不过，五年之后这个中心就被关闭了，Laing的很多方法也受到了质疑。但在一段时间内，医生的绝对权威和精神错乱的定义受到了质疑，金斯利大厅也的确辉煌过。Laing说疯狂是“对一个混乱的世界完全理智的适应”。Laing的一位病人，Mary Barnes，最终成为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和诗人。

　　金斯利大厅（Kingsley Hall）在1970年被关闭了，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在英国也发生了变化，如取消了禁固性反应疗法，广泛接受了包括将艺术应用在治疗中的其他疗法。但Laing在五十年前提出的很多问题仍然值得考虑，因为如果创造性的活动对精神病人有治愈效果，且这些病人很有可能成为成功的演员和艺术家，那么这无疑指出了疯狂与创造性很有可能有某种更深层次的联系。

　　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她的书《为火所染：躁郁症与艺术气质》（1991）中指出了大量证据来证明两者的联系。研究表明在高创造力人群中，心境障碍的得病率十分高，这进一步表明两者的联系是由基因决定的。杰米森是一位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是巴尔的摩市（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院心境障碍学的教授，她自己也是躁郁症患者。她引用了奥地利精神病学家Adele Juda 1944年编写的作品，该作品对113位德国或德裔艺术家、作家、建筑师、作曲家进行了研究。Juda发现在这113人中，自杀率和“精神错乱与神经官能症”的患病率要远高于普通人群，而且这种倾向在这些艺术家的家庭成员中也大量存在。由此来看，疯狂也许是一种恩赐，一扇从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的窗户。

　　杰米森特别指出躁郁症患者的狂躁可以提升感觉意识，增强自信心和提高效率，这些都有助于实现他们的艺术追求。其他研究者认为艺术工作者的生活方式，如孤独、收入不稳定、频繁地酗酒与药物滥用，是精神疾病的诱因，并非遗传因素导致的。对他们来说，疾病产生的只是痛苦，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美化这种痛苦，或通过对艺术家的夸张描述而赋予其神秘感。

　　规范的创作实践将无可名状、不能言说的痛苦转化成可感的、有序的、最终令人愉悦的东西，通过这个过程，痛苦得以缓解。杰米森写道：“创造性的工作不仅可以作为逃避痛苦的一种方式，也是将混乱的情绪和思维规范化的一种方法。人们通过抽象思想和规范思想的艰辛过程，最终失去了对痛苦的感知，并远离了绝望的源泉。”由于创作的过程提供了精神慰藉，因此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他们的艺术出路，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诗人或画家来说，情感的宣泄是个人宣泄，而一个共同的戏剧或音乐经历却有引起集体精神宣泄和痛苦转化的潜能。

　　包德斯在里约的很多病人除了表演戏剧，也会接受传统的治疗方法和服用药物。包德斯认识到在病人的危急时刻，仍然需要医疗干预。自从Laing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激进的医学实验后，越来越没有人相信只依靠毫无拘束的自我表达就能治愈各种精神疾病的观点。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精神疾病解释为对环境压力的合理反应，以及精神疾病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原因造成的还有待证实。一次医学检测并不能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有时候医生们对患者的诊断持有不同看法。

　　Luciana是包德斯的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病人，当谈到在她长大的社区里经常发生的枪战时，她的手也随着回忆的深入而颤抖。她说：“在巴西，我们的警察部门……形同虚设。枪击时常发生……这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和害怕。”

　　Luciana的母亲也患有精神分裂症，她的病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是遗传原因造成的。但是，对这样残忍地现实的理智反应是什么呢？如果环境是部分原因，那么一个良好的、支持性环境能够逆转这些伤害吗？Luciana没有答案，但她觉得比起以前住过的传统的精神病院，她更喜欢跳舞、唱歌、拥抱这些仪式和在大海的天然舞台背景下表演。她说：“我住在医院里，其他的病房区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人们只是吃饭、睡觉。而我们，彼此拥抱，表演戏剧，这让我的生命有了价值。”

　　包德斯说：“这里所有的病人都来自大众阶级，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都经历了这个城市最坏的情况。”贫穷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还使很多人暴露在深层暴力、住房简陋和支离破碎的家庭情况下，更不用提他们接受的精神治疗有多糟糕了。现在，包德斯的几个病人是从里约东部的Santa Edwiges精神病院转来的。这家精神病院已经被关闭了，一位检察官将其描述为“中世纪的地牢”。那里，病人没有得到细致的照管，他们病房的窗户没有玻璃，还用绳子将大门紧紧地关闭。

　　包德斯的表演至少提供了使病人相互了解的机会。他们直视彼此的眼睛，回应着彼此的手势和话语。他们唱道“照顾彼此，照顾我”。这也许不足以治愈最严重的精神病，但无疑是每个人幸福和自尊的根基。

　　安定医院企图修复很多处于消失边缘的东西，从巴西文化的根基到将莎剧作为平民的街头戏剧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它让人们意识到人们对彼此的精神恢复十分重要。

　　包德斯执导的《哈姆雷特》结束了，海滨陷入了沉沉的黑暗，但维迪加尔的光芒依然迷人的闪烁在山上。起先一位站在人群外吸烟和咒骂他人的病人已经加入了人群。奥菲莉娅（Ophelia）死了，哈姆雷特死了，丹麦国王死了。演员丢掉他们华丽而庸俗的服装，纵身跳入大西洋中，这代表着洗礼和舞台上的重生。洒在演员身上的最后一缕余晖收敛了它的光晕，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包德斯说：“如果你不正视自己的阴暗面，你就无法得到属于你的阳光。”

　　仪式的本质在于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下周，他们都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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