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神秘棋手Master（大师）横扫棋坛，中、日、韩等国的顶尖棋手如柯洁、聂卫平、常昊等相继败在Master手下。在与古力决战前，已经取得59连胜的Master终于揭晓了自己的身份，它就是去年大出风头、战胜李世石的AI机器人AlphaGo（俗称“阿尔法狗”），Master最终战胜古力，取得60连胜。
这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围棋来说，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简简单单的棋盘中，蕴藏了数不清的故事，同样，更多的故事还将通过棋盘延续下去。
如今，围棋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职业。殊不知，在数千年前，围棋不仅有着浓厚的“工具”色彩，而且人们对围棋的评价并不高，不少人认为下围棋是浪费时间和人力的“不孝”表现。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围棋也从一个被贴上“博弈”这个不太光彩标签的游戏，成为一种风雅之事，在文人雅士中得以发扬光大。
资料图
围棋起源说法多样
“琴、棋、书、画”说的是中国古代四大艺术门类。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是古人喜爱的娱乐活动，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在数千年的历史里，诞生了无数的围棋高手，他们在这小小的棋盘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而且对弈之风一直延续至今。
正因为广受人们的喜欢，在追溯围棋的起源时，不同时代的人掺杂着不同的情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这也使得围棋的起源之说变得扑朔迷离。不过，在这些多种多样的说法后面，都有一个共同点：有着浓厚的“工具”色彩。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要属“尧舜造以教子”的说法。晋朝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从这个记载来看，尧造围棋，是为了开发智慧。后人在反对下围棋时，常常会引用这个起源传说。比如东晋大将陶侃曾没收部下的围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长江里，并且声言：“围棋，尧舜以教愚子……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热衷围棋，有大臣曾以“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为理由，劝皇帝放弃这一爱好。
这个起源说有很多不确定之处，其实，《博物志》的张华在提出这个观点时，自己也并不是特别肯定，所以他才这样写：“或云舜以子商均愚”，只不过后人在提出“尧造围棋”这个说法时，有意无意中隐去了张华那句话中“或云”这个关键点。
另一种围棋起源的说法是“战争说”，唐朝诗人皮日休在《原弈》一书中说，“则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
在皮日休看来，围棋与兵家之道有着相似之处，他由此推断围棋起源于推崇权术的战国。在皮日休明确提出“围棋起自战国”说法的几百年前，汉朝的马融在《围棋赋》中曾有类似的推断：“略观围棋法于用兵。”
不过，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早在战国之前的春秋时代，围棋就已流行起来。例如春秋时代成书的《左传》就记述了一段用围棋作例证的对话：“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可免矣。”由此可见把围棋的起源说成是战国时期的产物，显然与事实相悖。
还有一种比较有趣的起源说，即围棋起源于“八卦”，因为在围棋中涉及了关于八卦、天文、地理之类的知识，甚至还有人认为围棋是《易经》的工具。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弈旨》中指出：“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北宋翰林学士、棋手张拟写的《棋经十三篇》认定“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黑白相半，以法阴阳。”南宋理学家陆象山也说围棋“此河图数也”，而河图被认为是八卦的原型。
近代围棋大师吴清源在书中也曾说过：“围棋最初不是一种争胜负的游戏，而是占卦，天文《易经》的工具”，吴清源认为，“棋盘上像现在的一样，画有一道道的线，用白子和黑子来推测阴阳的变化。”这种八卦起源说给围棋赋予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八卦起源说其实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易经》是商周时代的文献，如果那个时代就有了棋盘，其规格也不会像现代棋盘一样：纵十九道，横十九道，共有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据文字记载，围棋流行到东汉时期，棋盘才发展到横竖十七道的规格。东汉邯郸淳著的《艺经》，就清楚地记述：“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汉代陶制棋盘残块
秦汉前对围棋多为负面评价
有意思的是，在秦汉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围棋很少获得正面评价。当时的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六博”并提，合称“博弈”。《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的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句话就是说，“整天吃饱了饭，什么事也不做，是不能取得成就的。不是有掷彩对弈的游戏吗？干干也比闲着好。”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下围棋仅仅比饱食终日稍微好一点。孟子更进一步，将“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看作浪费粮食的“不孝”行为。
孔孟之道对于围棋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对弈则大大影响了人们劳作的时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围棋的发展比较缓慢。到了汉代，围棋逐渐开始在宫中流行。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
东汉时期，围棋活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间，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著。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写有《弈旨》一文，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理论文章。班固的学生马融，写了一篇《围棋赋》，内容比《弈旨》更丰富，对棋艺的理解更加深刻。
三国时期，围棋出现了大的发展，涌现出大批优秀棋手。“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就是一位高手。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凭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人目瞪口呆，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请王粲再重摆一遍。王粲胸有成竹，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下棋者揭开罩布，两盘棋局相对照，不错一子。王粲在《弈旦评》（明代冯元仲著）中被誉为“弈中神人”。
在汉代至三国时期，反对围棋的观点也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西汉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说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闻者必广矣。”
南北朝时办全国性比赛
魏晋之后，随着士族以及玄学的兴起，出身世家的士族们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余，自然乐于寻找一些远离朝政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曾遭鄙视的“博弈”等智力游戏，在此时就成为被推崇的对象。
《重屏会棋图》，五代南唐周文矩绘
在这一时期，文人雅士以清谈为荣，因而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统治者也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他们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在他们的倡导下，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东晋学者范汪曾著《棋品》、《围棋九品序录》，原书已经不存，但从标题来看，大约是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
南北朝时期，当时的皇帝都十分喜欢围棋，大大促进了围棋的发展，南北朝也是名手辈出的时代，因为皇帝对围棋的爱好，这一时期的围棋演绎出别样的风采。其中有因为和皇帝下棋做官的，据《宋书·羊玄保传》记载，羊玄保棋下得不错，“棋品第三”。宋武帝与他下棋时，与他打赌，如果他赢了，武帝给他个大官，史书上称之为“赌郡戏”。最后，羊玄保果然胜了，武帝亦不食言，真的给了他一个宣城太守的官。
也有和皇帝下棋，左右为难的。《南史·虞愿传》上讲，宋明帝刘彧喜爱围棋，但水平不怎么样。下棋时要在棋盘上“去格七八道”，即用小棋盘。可他偏要和当时最好的棋手王抗对局。王抗诚惶诚恐，除了让子之外，还不时地吹捧皇上：“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宋明帝居然就信以为真了，自以为天下第一，对围棋更着迷了，还特别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专门的官署，叫做：“围棋州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围棋手们设立的官署，客观上起了推动围棋发展的作用。
梁武帝萧衍不仅喜欢棋手，还主持棋事。他曾令大棋家柳恽和陆云公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围棋大赛，规模宏大，轰动一时。比赛后，由柳、陆二人主持给棋手们定品级。据《南史·柳恽传》记载，当时能评上品级的棋手就有二百七十八人，可见参加的人很多，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
南北朝时期，因为围棋的盛行以及当时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再加上纸的广泛应用等因素，涌现出了大量的棋谱。棋谱的产生，是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南北朝期间出现的“棋势”、“棋图”、“棋品”之类的专著不下二十种，其中“棋势”、“棋图”是对棋局的记录，“棋品”可能是对棋手的品评。另外还记载：棋手褚思庄与羊玄保对弈，“因制局图，还于帝（宋文帝）前复之”；梁武帝时，特邀三品棋手柳恽“品定棋谱”……遗憾的是，这些棋谱大多已失传。
近期发现的敦煌写本《棋经》，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从书中可以看出，南北朝时的围棋理论，在东汉班固《弈旨》和《围棋赋》等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宋时弈棋与诗画并称
唐宋时期，是围棋历史上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多种原因，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
西夏时期的棋盘残块及棋子
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等。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王积薪是唐代棋坛上的第一国手，他生于武则天时期，家境贫寒，父母早亡，从小以砍柴谋生。据《西阳杂俎》记载，开元年间，王积薪曾在丞相张说家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和唐朝高僧一行和尚下过棋。王积薪自知棋力不差，不久便去投考翰林。果然一战告捷，成为“棋待诏”。以后他就常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
围棋界有一段关于“邓艾开蜀势”的传说，说的就是王积薪的故事。天宝十五年（756年），唐玄宗因安禄山造反，逃往四川。王积薪也跟了去。一天夜晚，王积薪借宿在一位老妇人家。夜深了，他忽然听到屋里儿媳对婆婆说：“这么好的夜晚没有什么好玩的，咱们婆媳俩下盘围棋怎么样？”婆婆回答说：“好吧。”王积薪听了心中特别奇怪，屋里没有点灯照明，婆媳又各在东、西二屋，她们是怎么下的围棋呢？于是将耳朵贴在门缝旁边偷听。
原来，她们在下盲棋，天亮后，王积薪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叩门请教。王积薪从随身携带的行囊里拿出棋盘与棋子来，将他平生所掌握的最高妙的棋阵摆上。然后，那位媳妇指导王积薪一些棋法，王积薪学会之后，表示感谢。王积薪辞别两人后，走了十多步，又返回去想找她们，却怎么找也找不到这户人家了。后来王积薪摆出婆媳深夜下的那盘棋，用尽心力想摆出胜九子的格局，却始终没有摆出来。他把这局棋称为“邓艾开蜀势”，至今还有棋谱。
明清棋手如云
明清时期，围棋已经发展地非常成熟，涌现出众多围棋流派。
明太祖朱元璋很喜欢下围棋，相传南京胜棋楼就是他和徐达下围棋的地方，在胜棋楼附近还筑楼一座，并写了一副对联“烟雨河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不过，在历史上，徐达却是以禁棋出名的，他曾下令：“在京军官军人……下棋的断手。”徐达还建造了“逍遥楼”，专门囚禁下围棋的老百姓。虽然如此，围棋到了明朝，已势不可挡，名家好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时，名手相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围棋流派，这也是明清时期围棋发展显著的特征。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其一是以鲍一中（浙江永嘉人）为首，李冲、周源、徐希圣等人为核心的永嘉派，这一派中鲍一中年龄最大，出名也最早。鲍一中又名鲍景远。吴承恩著有《围棋歌赠鲍景远》，文中说鲍景远二十岁时，已被誉为海内第一，“纵横妙无匹”、“处处争雄长”。吴承恩称他为“棋中师”，王世贞说他“弈品第一”。
其二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首，汪曙、方子谦等人为核心的新安派；其三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首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明朝末年，围棋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过百龄。《无锡县志》中有关于过百龄的记载，说他不论远近，只要是好手，就要前去与之较量，他自己请人来下棋，棋手们都不敢来。他是公认的国手。几十年间，天下棋手莫不“以无锡过百龄为宗”。
过百龄的贡献不仅在实践上丰富了围棋的战术，在理论上，他还做了系统的研究，使我国围棋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他所著的《官子谱》，是我国古代一部全面透彻地研究围棋收官子的重要著作。过百龄的另一部著作《三子谱》是围棋教科书，对于学棋的人来说，有重要的价值，而他的《四子谱》时至今日，仍是指导围棋实战的重要书籍。
在过百龄的带领下，明末清初涌现出周懒予、黄龙士、徐星友等著名棋手。直到清乾隆年间，再次涌现出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等一大批棋坛俊杰，使中国围棋再一次迎来高峰。
明清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也记载了围棋的发展盛况。当时，品茗与下棋是文人雅士最常见的两大雅趣，曹雪芹笔下曾写道：“一局输赢料不真，香消茶尽尚逡巡。”而在《红楼梦》中，会围棋的具名人物有32人，下至香菱、莺儿等“掷骰子赶围棋”的丫鬟们，上至“不过看书着棋”的贾母、贾政。除此之外，《红楼梦》中临窗对弈或独自闲敲棋子的场景比比皆是：惜春看家时将妙玉留着下棋守夜；妙玉在栊翠庵也以弈棋来消磨空门时光；宝琴棋艺不凡，曾令探春冥思苦想；迎春出嫁后人去楼空，宝玉睹物思人：“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下围棋是贾府里老爷、小姐、丫鬟们打发日子的主要活动，这也是当时生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