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四年（1097），六十二岁的苏轼在谪所惠州接到了一封“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告令，这意味着苏轼从惠州又再次贬谪到琼州。从事件发生的前后关系来看，这一次被贬，是“乌台诗案”的延续。在“乌台诗案”之中，苏轼被污“谤讪朝政”，监于御史台，饱经折磨。在曹太后与苏轼友人的倾力营救下，最后于元丰三年（1080）被贬为黄州团练使。绍圣元年（1093）六月，追贬惠州，到了四年又再贬琼州（从孔凡礼《苏轼年谱》）。从下狱到被贬，从一贬到三贬，这不得不说是处于令人惋惜的“人生下坡路”，然而作为个体生命，苏轼在这段“人生下坡路”中究竟是有着怎么样的心境呢？

绍圣元年六月，身在黄州的苏轼被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惠州。由此开启了苏轼的岭外人生。应当说，岭南温暖的环境安慰了惊惶不定的苏轼。在赴任惠州途中，苏轼经过江西惶恐滩，留下“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的诗句，可见其惊魂未定之状态。

到了惠州不久，在给小斋——“思无邪斋”写的斋铭中，苏轼写道“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圜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则颇能见苏轼借助出世之法来排遣愁绪、解脱困苦的心境。这从其子苏过的《大人生日（其三）》诗中也能看出，诗云：“从此轩裳真敝屣，世间出世固难兼。”（据《苏轼年谱》转引）正是由苏轼的出世之法叙说。

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是较为安逸的。据《苏轼年谱》，苏轼刚到惠州，即新酿了桂酒，不久惠州州守又馈赠苏轼大米。（《苏轼诗集》卷三十八载《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中说“欲求公瑾一囷米，试满庄生五石樽”，即是此事。）同时，友人的书简不断。种种这些宽慰了苏轼，使其能够从被贬的困苦状态中暂时脱身，仍为一位嗜酒而风流的高士。

绍圣二年（1095）三月，在友人的招待下，苏轼游览了惠州山水。美好的惠州山水、淳朴的惠州风俗使得苏轼诗兴大发，写下了《和陶归园田居》组诗。在该组诗的小引里头，苏轼写到“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苏轼诗集》卷三十九）从此可推苏轼当时之开怀、喜悦心境，人生的“乌云”在此是一消而散了。

不过，这样的好景并不长。就在苏轼从寄居惠州感到快乐的时候，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封告令便到达了苏轼手中。从惠州到琼州，不变的是以贬谪为惩治手段的罪罚，变的却是决定生存或死亡的生活环境。虽然惠州是处在古书中所称的“瘴疠之地”，但惠州毕竟有甘美的荔枝、可口的卢橘，毕竟有一批热情接待、安慰他的友人，苏轼在此还可以发出“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的感慨（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五引此，言“惠州可与眉州比美”，可见苏轼在惠之适然）。可对于琼州这样一座处于茫茫海外的孤岛，苏轼又一次感到了绝望。

在后世的描述里，苏轼一贯是豁达的形象，一句“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一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皆是后人口传笔述常常引为对苏轼的赞语。然而潜藏在诗文之下的那个苏轼，在面对这样的重大的人生转折时，显现出了他那真正的仓皇之态。

据《爱日斋丛抄》记载，当苏轼得到再谪琼州的告命之后不久，他对苏过说“吾甚喜《松醪赋》，盍秉烛，吾为汝书此，倘一字误，吾将死海上，不然，吾必生还。”苏过苦谏，苏轼“不听，径伸纸，落笔，终篇无秋毫脱谬，父子相与粲然”。（据《苏轼年谱》卷三十六）在这个故事里，苏轼终究是释然了，但细细品味，这个释然并不如书《松醪赋》来占卜前途的仓皇来得真实。

在经过广州之时，苏轼给史太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某谪南海，狼狈广州。”这里所谓的“狼狈”，是描写自己身在谪途的实态，也是描写自己前往琼州的心态。不过，行至藤州，苏轼遇见了自己的弟弟苏辙——苏辙正在贬往雷州的路上。在这段路程上，许久未见的兄弟二人终于得以面对面的倾诉。苏辙《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中说“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见《栾城后集》卷二）可见当时兄弟相亲之意。应当说，这是苏轼在谪往琼州路途中的唯一慰藉。

苏轼、苏辙兄弟画像

绍圣四年七月二日，经过长途跋涉，苏轼终于到了琼州昌化军。这一段生死险途，反复考验着苏轼的身心。他在昌化军写的《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可见其不抱生还之望。在此而言，惠州美好的生活所抚慰的绝望、愁苦，随着映入眼帘的琼州景色被一一唤醒。

困难还不止是陈年的悲苦，在昌化军，苏轼面临的的第一问题是居住问题，据《苏轼文集》卷十九《桄榔庵铭》记载，苏轼刚到海南，无地可居，只好居住在一片桄榔林下。其次就是生活物资的缺乏，据《苏轼佚文汇编》所载《答程大时》一文，苏轼在昌化军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窘迫的生活状态无疑更加重了苏轼的内心负担。

绍圣四年中秋，苏轼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在这首词中，自“乌台诗案”以来的各种负面情绪得到一次总的发泄，悲痛、愁苦、仓皇、绝望交相传递而出，结句“把盏凄然北望”一出，真是令人同悲。

不过，似乎应该说这个负面情绪的发泄是有益的，嗣后其所作各篇和陶诗章，其风味皆如“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一语所言，颇近淡然。在昌化军，苏轼同当地的百姓有亲密地交往，也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在离开海南之际，他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诗句，来表达他对海南的深厚感情。

琼州昌化军见证了苏轼人生中的最后一段传奇岁月。所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的诗文在此（其《海外集》部分）也沾染上了奇特的气息。如《别海南黎民表》诗中说“平生生死梦，三者无优劣”，将生死之间插入“梦”；又如《和陶〈东方有一士〉》诗中说“还将岭茅瘴，一洗月阙寒”，所谓用岭南瘴疠之气来清洗月华之寒，俱为奇思奇笔，大有“非子瞻不得道此语”之感。

纵观苏轼由惠州到琼州昌化军的前后，其心态历程转折起伏之复杂，是历代诗人中罕见的。而其由困苦转惊惶，由惊惶转释然，由释然转欣喜，由欣喜转绝望，由绝望转淡然，最终由淡然转入对人生种种迹遇的开怀的过程，也是他的诗文熔铸他的生命风格的过程。可以说，苏轼自惠至琼前后的诗文，也是一部“诗史”——一部苏轼个人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