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雷大英，湖北省安陆市府城街道办事处居民，今年55岁。由于兄弟姊妹多，加上儿时家境贫寒，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父母就无力供我继续读书了。到了工作的年龄，因为文化不够，“国营”单位一次次与我失之交臂，最后不得不到街办集体企业谋得一份工作，获得的薪水，每月只有二十来元，是“铁钣碗”的一半，因此，到我后来成家立业，家境也一直不好。改革开放不久，我便从集体企业里辞掉工作，自己开了家早点店，主营“麻辣粉条”。由于自己热情好客，加上价廉味美，我的早点摊的生意顾客盈门，家庭也逐步好转起来。
为练功，我抛弃了赖以生存的“事业”
1995年10月的一天，我的一位熟人到我家里，动员我练习法轮功。来人眉飞色舞地跟我说，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传法的李洪志师父是宇宙间最大的的神，练习法轮功不仅可以治病强身，还可以升天圆满，不仅可以为子孙后代谋福，还可以净化世风、救度世人。在来人的鼓动下，联系我自己的家庭和身体，我欣然跟着来人到一个练功点学起了法轮功。
在开始练功的时候，我还能兼顾着店里的生意。时间稍长，随着看了越来越多的“经文”，“放下执著”，“放下生死”，“去掉人心”等等越来越强烈地充满脑海，店里的生意也懒得打理，备料配料全部交给老伴去搞，我自己只负责掌勺，而且上午9点一到，我就跑回家去练功打坐看“经文”，再后来，我连掌勺的心思也没有，手里掌着勺子，脑壳里想的全部是师父的“经文”，这样，给顾客做的粉条，不是没有放盐，就是忘了配麻辣。
每当顾客责怪我时，我反倒责怪顾客没有悟性，说：“你要感觉它是麻辣的，它就是麻辣的”，或说：“你想要什么味道你就要感觉它是什么味道，你只从表面上吃出什么味道，就说它好吃不好吃是不对的”。一次次的疯癫话，呛得顾客一个个再也不到我的早点店消费。
为“上层次”，我抛弃了亲情也在所不惜
早点店的生意越来越差，有时，甚至一天卖不到10份粉条。生意日渐萧条，而我也一天更比一天痴迷“法轮功”，成天陶醉在“上层次”、“功力”上升的梦幻境地。
先是我老伴好言相劝，让我不要练功，做好生意。一次次劝说无效，丈夫就开始跟我来硬的，将我的“经文”书籍撕烂，见我练功打坐就将我拉起来或推倒。老伴的干涉没起作用，儿子也开始跟我做工作，后来儿子没法与我交流，我将他们统统视作“魔”，毅然决然地宣布跟他们断绝夫妻、母子关系。
那时在我的头脑中，“师父”说的要“去执著”、“去名利情”牢牢控制住我的整个思维，我一门心思沉浸在“圆满成佛”的念想中，为了快“上层次”，我抛弃了亲情也在所不惜。后来生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只好关门停业。
为“圆满”，我差一点成了法轮功邪教的牺牲品
店子虽然关了，但我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伤心，反而心生窃喜。因为在我当时的心中认为，从此我就有更加充裕的时间习练这个神圣的“宇宙大法”。
为了尽快提高自己层次，《转法轮》我不知读了多少遍，反正从店铺关门后，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就能将它从头到尾地背下来。练功打坐更是一刻也没有松懈。随着我对“师父”“经文”的理解越来越深，我自我感觉离“圆满”越来越近，离“天国”越来越近。在我的眼前，通往“天国”的用黄金铺成的大道似乎时时闪现，我已经深陷于“法轮功”中不能自拔。九九年七月，当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时，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白天到各个政府机关找相关领导讲“真相”。晚上四处串联、发传单，还将我做生意时积累的一点积蓄全部拿出来，与“功友”一起买印刷机、复印机、电脑、纸张等，制作大量的宣传品，分发给各“功友”四处散发。在我们时间表里，每天除了吃饭和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外，其余时间都在为所谓的“正法”而上窜下跳。由于活动频率高，最后被公安民警抓了现行。2001年被法院依法判刑。愚昧和偏执使我将自己送进了监狱，成为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牺牲品。
监狱中，在管教民警的关心爱护和耐心细致的帮教下，我终于醒悟过来了。然而，自己的愚昧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伤害怎么也难以从记忆中抹去。年青时家境贫寒，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才使家庭富裕起来，而我却因走入邪途又将家庭重新推入贫穷。
刑满前夕，如何面对丈夫和儿子一直让我难以释怀。想不到的是，在我刑满日，当地政府还专门派人派车接我回家。回家不久又给我落实了低保、医保，社区也与各个方面积极协调，为我重新做生意办优惠。社会的关爱，基层政府的帮助，我的生意非常顺利地重新开始，丈夫、儿子看到我一心一意经营生意，看到我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之中，也从内心原谅了我曾经的过错。
远离法轮功，我的家庭又重新找回了温馨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