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相信李洪志是“至高无上的神”，是来世间“度人”的，自我感觉通过学练“法轮功”明白了人所无法知晓的天机和许多实证科学理论所解释不了的现象，欣喜找到了一部脱离凡尘又不用出家就能修成佛道神的阶梯，所以，我越来越痴迷。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明知国家已经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再练就是违法的，可是，那时为了法轮功我已经不顾一切了。所谓的“弘法”，我经常把从别人处得到的“经文”，打印后散发给其他法轮功练习者。为此，2000年1月，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关进了看守所。那时我对法轮功已痴迷很深了，嘴上说不练了，心里根本放不下。被取保释放后，我又开始了罪恶的勾当。从2001年5月至2002年9月，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多次从外地拿回“经文”和法轮功宣传品，打印复制后散发给其他练功者。我还伙同他人一起交流所谓练功心得。直到2002年9月被赤峰市公安局再一次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我开始反思自己，我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又一次成了阶下囚？国家如此下决心解决法轮功问题，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帮教人员帮助教育下，在亲人的亲情感召下，我封闭已久的思想开始松动，经过痛苦挣扎，就像刚孵化的小鸡一下破开了坚硬的外壳。
反思自己痴迷的经历，我是那么愚昧。那时按着李洪志的说教，只有把“名、利、情”全部放下才能“圆满”。为此，我放弃了政治进步，单位党支部书记多次找我谈心，引导、要求我积极靠近党组织，都被我以各种借口回避掉，把党组织培养我为后备干部看得很淡漠，认为这是放弃了人间最大的情“名”。我主管会计人员的培训、教育和业务检查指导工作，对个人综合业务素质要求很高。我本应该抓紧时间学习相关业务知识，不断充实自己，更应该考取中级以上会计职称。而我却痴迷法轮功，根本不去想这些事情，而把“学法”看成是我的头等大事，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偷看《转法轮》，强制自己平均三天必须看一遍。我每天晚睡早起，下班从不按时回家，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公休日全部用来“学法练功”，痴迷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放下“利”，别人欠我的钱也不要了，亲友间正常交往赠送的礼物如数退还，造成很多误解。为了放下“情”，我疏远了单位同事，甚至我最要好的同学朋友都不来往，他们很不理解我，说我是个“怪人”。记得一次过年了，妻子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请到家里来，我不但没尽一点常人礼节，反而赌气离去。妻子只能强装笑颜，可心里一直在流泪。我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无情。
我受李洪志歪理学说的暗示，认为修炼人不能吃“荤”，于是我开始强制戒肉，致使我妻子无法做饭，她整天为如何做饭而唉声叹气。我本来体弱多病，需服药治疗，可是受李洪志“消业论”的控制，根本不治病，不吃药。身体出现病症还认为是好事，是在“消业”，致使我身体日渐消瘦，妻子为此费尽心机，一次次苦劝我，让我去医院检查治疗，还找来亲戚朋友劝我，实在劝说不了，就买补品让我服用，结果也让我无情的拒绝。妻子为此精神压抑，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脸上长满了黄褐斑。我母亲自小就偏爱我，看我身体日渐不好，就劝我、商量我让我吃药治疗。还多次坐车500里的路程到我家来看我。母亲那无私而伟大的爱仍然感动不了我，一次次让她伤心落泪。我在看守所被看押的60多天里，看守所干警告诉我，你的老母亲经常在看守所门外哭泣，就是铁石心肠也得落泪。我的妹妹听说我被关押急得旧病复发，住进医院。由于我的过错，给我女儿的心灵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我被第一次刑事拘留后我女儿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做人，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我这一次被抓，女儿更是整日提心吊胆，茶不思，饭不想，以泪洗面。我妻子哭诉道：你们练功人怎么这么自私呀！是啊，我从来就没有好好想一想他们的感受，我何等自私，何等残酷。我是把自己的欢乐惨忍地建立在亲人的痛苦之上，一心只想着如何提高层次，成佛成道，早日走向“圆满”。对李洪志的歪理学说深信不疑，对他一次次发布的“经文”不敢有半点怀疑，正是在这种畸形心理的作用下，使我对电视里播放的“法轮功”练习者跳楼、溺水、剖腹自杀等事实不愿相信，自己第一次被公安机关拘留时，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自己是在“证实”法，在过“生死关”。为了弘扬大法，我欺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不择手段地利用单位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长期大量复制、传播“法轮功”宣传品。一些已放弃练功的人，看到“经文”、“讲法”后，思想死灰复燃；一些痴迷者看到“经文”、“讲法”后，更是如同注入强心剂，使他们对李洪志的法轮功痴迷的更深，使许多家庭因此而起战乱。如果不及时对我采取强制措施，真想象不到还会害多少人。
噩梦惊醒，我已悔悟。为了弥补我的过错，转化后，我自觉加入教育转化志愿者的队伍中，积极主动帮助昔日的功友们尽快摆脱李洪志法轮功的精神控制，为社会反邪教工作尽一份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