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痴迷
我是1996年开始练起法轮功的。我练功的最初目的是祛病健身，但一扎进法轮功的怪圈，就像好奇的孩子钻入了五彩缤纷的迷宫，那么新奇、那么引人入胜！我几十年的人生追求在这里都找到了答案：李洪志宣扬的“真、善、忍”，不正是我做人的准则吗？练习法轮功的人“没有病”，因为有李洪志帮助“消业”；李洪志还给每个学员“下法轮”，这个法轮是“宇宙的缩影”，“内旋度已，外旋度人”，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佛光普照”，让别人受益；李洪志还有“无数的法身”保护每个学员，我虽然看不见，但“心诚则灵”，对此坚信不疑；李洪志说末劫时期人类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所有的神都撒手不管了，只有他才是“救世主”，我对他更是顶礼膜拜。
我练法轮功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学习《转法轮》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一有空闲就死记硬背，因为李洪志说脑子里装的“法”越多，将来层次越高；练功，我风雨无阻、披星戴月，因为李洪志说只有吃苦才能长功，才可以以后带着本体去“法轮世界”；为了积功德，我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到处去“弘法”，认为这样做就是帮助李洪志在“普度众生”，让他认可我这个忠实弟子，将来带我去那个“美妙无穷语难诉”的天国世界。
我的心倾斜了——两耳不闻世间事，一心只修法轮功；我的眼变暗了——众生魔我长高功，横眉冷对周围人；我的人变形了——不问家务亲情淡，上班懒散无精神。亲情淡了——女儿上高中马上面临高考我也不管不问。爱情没了——妻子在工厂上班很辛苦，身体有病还要忙家务，我却认为这是她前生积德少、造业多所致，只有今生吃苦才能够还业。友情少了——同事间的人情往来、集体活动我也不参加了，名利情放下了——提拔、涨工资这样的好事也不竞争了。我的全部思想只有三个字——法轮功，我的全部感情只给一个人——李洪志。大家都说我走火入魔了。
正当我“天国美梦”做得正酣，1999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李洪志其人其事》的电视片，我大感有天塌之势，心中警告自己：徐世朝，考验你的时刻到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要是李洪志的忠实弟子，就一定要挺起胸膛。“7·22”之后，我想去北京“护法”，但考虑到自己公务员的身份，想想去北京的后果，又有些顾虑。我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法，接连不断地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写信，列举法轮功“利国利民”的“十大好处”。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几乎放弃了工作和家庭中的一切事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护法”活动中，我把李洪志的《挖根》和《大暴光》两篇文章反复地学，连续十多天住在功友家，与功友们传递信息、商量“护法”对策，为自己到现在还没能走出去“护法”而惭愧。李洪志说走出去护法就意味着圆满，而且，“机会一旦错过不会再有”。为了“上层次”、“求圆满”，再加上明慧网上宣传外地功友“护法事迹”的煽动，我终于坐不住了。2000年元月6日，我一个人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直奔天安门广场，打开“誓死捍卫法轮大法”的横幅。我在打开横幅的瞬间，感到特别自豪，我想李洪志一定在“另外空间”里看到了我的壮举。在被抓上警车的时候，我心中暗自庆幸，我终于登上“法船”了。
政府对我的错误行为给予了极大宽容，一再地挽救教育。可我却顽固地认为是政府害怕我们，“人是斗不过神的”，拒不认错。2000年4月25日是“4·25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我决定不再像上次那样“过小考”，再一次跑到北京去上访，我要让李洪志给我个“最高分”。
可我的“壮举”还没实现，就被民警发现被送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我还考虑怎样弘法。2000年7月20日，我因在拘留所里起草一份动员修炼者走出来上访的倡议书被查出，被劳教二年。
二、转化
我对法轮功的痴迷，给单位和家庭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妻子知道我听不进她的话，常常一个人默默的流泪，流干了泪水。在我外出不归、四处上访的日子里，她为我担惊受怕，几乎急白了头发。我每次回家，女儿不是躲着我，就是像“孤儿”一样看我如陌生人，以前膝下承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我第二次从拘留所出来后，年近七旬的老母亲特地从老家赶来劝我，见我如此顽固不化气得头撞墙，我不仅丝毫不为所动，还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撞死在这里也动不了我的心”。单位领导一次次跑到北京把我接回，又一次次到拘留所、看守所与我谈心，希望我早日迷途知返。可我因中毒太深，被李洪志的“紧箍咒”箍得失去了人性与理智，摆出一幅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法轮功一日不平反，我将生命不息，上访不止”。
对于自己的被劳教，我不仅不以为耻，反而认为这是“精忠报师”的具体体现。在市劳教所里，从所长到干警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陈所长亲自给我们上课，干警们也想办法开导我们，但由于中毒太深，我丝毫不为所动。2000年10月20日，我和其他5名学员被转送到省劳教所接受教育。正是在这所特殊的学校，成为我终身难忘的人生转折点。
我是抱着“把牢底坐穿”的思想到这里来接受“再教育”的。严重的对立情绪使我对这里的一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么装聋作哑、心中默念经文，要么就是用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为自己辩护。但是，在与帮教干警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对待法轮功人员与其他类别的劳教人员明显地不同，我们居住的环境干净整洁，干警们的态度也很和蔼，我急他们不急，我怒他们不怒，我大吵大嚷时他们不说话，等我脾气发完了他们再讲，他们用耐心、诚心和爱心来感化我们，用政策和道理来说服我们，他们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牺牲小家为大家，这与我们为追求个人所谓的圆满而让别人承担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慢慢地，我的抵触情绪在减消，内心世界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再看揭露“法轮功”危害事实的录相、阅读揭批“法轮功”的书籍和揭批材料时也不那么反感了。通过观看录像片，我知道了有关李洪志的很多事实真相，心情非常复杂。一次谭队长找我谈话说：“你们打着真、善、忍的旗号，干着不真、不善、不忍的事，该向内找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使我陷入深刻的反思：我总把自己说成一朵花，为什么不敢向内找？为什么不用李洪志的教理去分析李洪志的言行？当我反过来换位思考之后，才发现被李洪志利用了：他才是打着“真、善、忍”的旗号，干着不真、不善、不忍的事。李洪志叫我们要真，而他却在“4·25”事件中撒下弥天大谎；他口头上讲善，行动上却鼓动我们去围攻中南海；他让别人遇事要忍，而他却容不下半点不同意见，暗示我们去“护法”。明明法轮功是有形的组织管理，他却高喊“我们走了大道无形的路”；他把人类视为垃圾，这不就是反人类吗？他说人类已发展到最危险的边缘，不就是在宣扬末世论吗？
当我一层层撕开李洪志虚伪的面纱，终于认清了法轮功邪教的本质，发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肮脏与自私，看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国家、单位和家庭造成了多大的危害！这时我才明白，真正大慈大悲的不是李洪志，而是党和政府，以其博大的胸怀使我们这些浪子回头，唤回了我们失去的良知。清醒、决裂，再也不能为法轮功摇旗呐喊了！李洪志不是说破坏法轮功的人将来形神俱灭吗？今天我就是形神全灭、下地狱也要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世人，让痴迷的人们早清醒，让中毒的人们获新生，万众一心铲毒瘤。记得刚转化初期，我如同从恶梦中醒来，常常泪流不止，痛心疾首：这一跤摔得太重了，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面对关爱我的亲人们，我只能发自内心地说一句：对不起……
三、反思
从劳教所出来，我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我用加倍的努力工作来弥补给单位所造成的损失，很快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2005年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我积极要求入党，已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我爱人在我练功和劳教期间，拖着有病的身躯既要上班养家又要操持家务，一个人又当妈又当爹照顾上高中的女儿，懂事的女儿果然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现在已经研究生毕业了。看着现在的幸福生活，想想过去所走的弯路，我总觉得像做了场恶梦，忍不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我常常反思：为什么我会步入歧途，迷上法轮功？本质上说，我是个奉公守法、敬业奉献的人。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中专生，在单位我是业务骨干，对工作认真负责、尽职尽责，从未想过会违法犯罪、对抗党和政府。我之所以犯了错误，一方面与我的性格有关，我的成长环境，使我从小养成了不安于现状、既固执又爱较真的性格。得益于这种性格，当年我一门心思发奋苦读，终于考上了中专，从此跳出了农门。在中小城市当一名公务员，本是个很滋润的差事，但骨子里的叛逆和固执使我在1992年流行下海经商时，被海水呛了一口，差点毁了自己的家庭。1996年时兴练气功时，又被法轮功所迷惑，差点毁了自己的前程。我之所以迷上法轮功，另一方面原因是法轮功具有迷惑性，恰好迎合了我的思想。法轮功宣传的“真、善、忍”，让人觉得它是教人学好；法轮功追求的“圆满”，给人一种美妙的幻想；法轮功教人学法、修炼，牢牢控制了人的言行；法轮功让人“护法”、“上层次”，把人一步步引入了歧途。
从恶梦中醒来，我非常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觉得，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看得见的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在我最疯狂的时候，劝我回头的是领导和亲人们；在我最无奈的时候，默默守护我的是领导和亲人们；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给我慰籍的是领导和亲人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解困的还是领导和亲人们。我一次次地往北京跑，四处上访、护法，单位一次次地把我找回，不厌其烦地规劝我、开导我；在拘留所、在看守所、在劳教所，领导们一次次地做保证把我领回，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想想我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麻烦，想想他们对我的包容我和所给的温暖，真让我感到结草衔环也无以回报。而李洪志呢？我把全部的身心都奉献给了法轮功，对李洪志顶礼膜拜、唯命是从，最后得到的却是一无所有。
亲身经历告诉我，法轮功就是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