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伴是丝棉厂的病退职工，身体也一直不好，又是高度近视，天气稍微暗一点，她就几乎看不见东西，以前的家务都是我在做，对老伴关怀备至，每天都要给她洗脚、按摩，邻居都夸我是一个模范丈夫，老伴听后总是露出幸福的微笑。然而，可当我开始练习“法轮功”后，一切都变了。
由于心脏病、胃病、皮肤病等种种疾病的困扰，1997年为祛病健身开始练习“法轮功”，经过一段时间修炼后，身体逐渐似乎有了一些好转。后来通过学法，师父说修炼“法轮功”可以得圆满，我兴奋极了，认为终于让我找到了可以祛病健身、修炼成仙的法门。从此，我每天除了钻研《转法轮》进行修炼外，再也没有心思干别的事了，一切家务就都落到了我那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老伴身上了。
有一次，几个功友到我家来集体练功，我叫老伴多煮些饭，再加个菜，老伴颤巍巍地出去买菜，刚出门就摔了一跤，半天也爬不起来。后来还是邻居看见后把她扶起来，发现右手已提不起来了。我和同修听见邻居呼喊后才跑出来，邻居叫我快将老伴送到医院去，看着老伴戴着厚厚的高度近视眼镜，站在深秋的寒风中，长满皱纹的额头上已疼得冒出一层毛毛汗，我却冷漠地说：“没事，回去休息下就好了。”在邻居们愕然的目光中，我和同修把老伴扶回了家里。躺在床上，老伴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呻吟，我和功友们就围着老伴发正念，我们都想，有师父他老人家保佑，一定会没事的，哪里需要去医院那么麻烦。两天后，我女儿周末从学校回来时，老伴的右手已肿得像馒头一样，而且右脸也开始浮肿、发乌。望着冷冷清清的家，望着不断呻吟的母亲，女儿跪着求我：“爸爸，您怎么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啊？求求您送妈妈去医院吧！”在女儿不断地哀求下，我才极不情愿地和女儿一起将老伴送到了市人民医院。医生说：“怎么拖了这么久才送来，右手肘粉碎性骨折，再晚点送来，这只手就算是废了。”
但我心里却没有一点点内疚，反而认为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也是对她的惩罚，谁叫她不和我一起修炼呢！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1999年7月，“法轮功”被国家取缔。得知消息的那一天，我和功友们伤心欲绝，老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早给你们说过，什么成仙成佛，都是骗人的，现在国家都明文规定取缔了，你们该相信了吧？”
“滚！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原来你才是我修炼中最大的魔！”我恶狠狠地对老伴吼道。老伴茫然地看着我们，像不认识我似的，喃喃自语道：“这是怎么了？我滚？我做错什么了？”
从此以后我更忙了，老伴也不再过问我的事，我反而觉得更自由。2000年5月和2002年8年，我和几位同修先后两次到北京去“讲真相”，被两次遣送回来两次拘留。此后，我不仅没有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只是做的更加隐秘。秘密和同修们联系，到各个乡镇去散发传单，大量地给各级政府、部门投递“法轮功”反动宣传信件。2006年，因我表现“突出”，我家又是功友们长期秘密聚会的联络地点，省“法轮功”辅导站的周慧敏大姐说我修炼勤奋、领悟能力强，敢于为“大法”献身，层次上升得快，任命我为简阳市“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从此，我开始正式管理简阳市“法轮功”地下组织的资金、资料。周大姐交给我的各种资料，由我按不同价格卖给其他“法轮功”人员，收取的资金我全部上交给了周大姐。
2007年6月的一个周末，我召集两名功友和我一起到市区的千禧百货商场去散发传单。正当我们为“正法”而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被群众举报了，派出所的警察将我当场捉住，在被带往派出所的途中，我一路上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审讯的时候，警察给我照相，我心里默念“师父救我”，恰好相机没电了，我心中一阵狂喜，想到肯定是师父在暗中保护我，于是我胆子更大了。因为是周末，派出所里只有五、六名警察值班。当时有几个发生纠纷的在值班室里吵闹，我趁值班民警去制止他们时，悄悄从厕所翻墙溜了出去。
因为这次偶然的脱逃，我心中真的以为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我是安全的，警察也拿我没法，所以就更加肆无忌惮、越来越疯狂地进行反宣活动。
2007年7月，我专门到成都周大姐安排的地方学习了卫星接收器安装技术。回来后，我家也不回了，不停地穿梭于各个乡镇之间，给想要安装接收器的同修们负责安装。在收取的费用中我每天提点辛苦费作为生活费，其余的还是交给周大姐。但就因为这，周大姐不高兴了，她说：“我们修炼的人，怎么还要辛苦费哦！这样怎么能上层次？吃饭嘛在哪家安装就在哪家吃。”我心中虽有些不快，但想可能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圆满”，以后就再也不提了，收取的资金全部如数上交。看着周大姐数钱时露出的满意的微笑，我内心中有了一丝的疑惑。
有一次，一个功友找到我，说他的练功磁带弄坏了，想再要一盘。因为这功友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想都是大法弟子，又是修炼需要，就没收他的钱。周大姐来时，我给她汇报了这件事，没想到她大为恼火：“你怎么能私自做主，我们收取的这些钱都有很大用处，这些材料都是花了本钱的。”我心中有些想不通，就说：“他家庭确实比较困难，大家都是为了修炼大法，何况一盘磁带本钱也就一、两块钱。”“不是钱的问题，就是因为是修炼，如果连这点诚心都没有，如何能圆满！这次就算了，下次绝对不允许了。”周大姐恼羞成怒地对我吼道。我满怀着委屈没再开口，周大姐看我有些不满，就又开导我：“老张啊，放心吧！我们收的这些经费在关键时候才能拿出来用。你所做的一切，师父全部都是看到了的，相信你离圆满的日子不远了！”随后就带我去餐馆吃饭，两个人点了一桌子菜，说是要好好犒劳我，吃完后周大姐直接在我交给她的钱里抽了200元结账。看我一脸的疑惑，周大姐笑着对我说：“这些必要的开支还是要的，不要瞎想，继续好好干，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2008年初，有两位功友找到我，说想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但是由于家里人不支持，所以暂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先安装接收器，以后再分期付费。我想到周大姐那严肃的表情，刚开始时没答应，但经不住他们的一再软磨，想想他们都是为了修炼、为了上层次，我作为一个站长，还是应该支持的，所以最终还是为他们安装了。果然不出所料，周大姐知道后，大发雷霆，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并无情地要求我必须自己把这笔钱补上。我虽然掌管着简阳“法轮功”地下组织的资金，但由于从来没有私心，都是如数上交，而且大半年来，东躲西藏，也没回过家，吃饭都是东一家、西一家混过去的，一下要我自己拿出几百元来，这无异于是一个天大的困难。我对周大姐一番苦苦哀求，请她宽限一点时间，没想到她却不近人情地说：“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种情况绝不允许再发生，不是我不给机会，这都是师父的钱，给你说过我们收取的经费以后是有大用处的。其实，我也是为你好，私自动用是要被师父惩罚的，也影响你上层次。”我还想再解释，周大姐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我咆哮道：“别说了，没有其他理由，3天之内必须交上来，否则你这个站长也别干了！”说实话，我作为一个退休的老工人，这几年又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只有在同修面前时，我才有那么一点点的优越感，如果连这个站长也当不成了，那么我也就一无所有了。同修那里我不好意思去借，亲戚朋友那里他们知道我疯狂的迷上“法轮功”后都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我，也是不可能借到的，最后，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家里，在我那每月只有600多元退休金的老伴那里索要了500元上交给周大姐才保住了我的“官职”。
但我坚修“大法”的心开始动摇了！在我心目中一直那么神圣，教人祛恶向善、带人成仙成佛的“大法”是这样的吗？
多行不义必自毙。由于我这几年的猖狂活动，2008年11月我终于被公安机关抓获。但基层政府没有放弃我，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后来，在家人劝说下，社区把我送到了市心理矫治中心学习。中心的帮教人员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苦口婆心的规劝，带我观看了《李洪志其人其事》、《四·二五真相》、《1·23集体自焚事件》以及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沦为西方彻头彻尾的反华舆论工具等时事宣传片。我了解到了李洪志在美国住着洋房、出门都是坐高级轿车，而为了修炼他的“大法”的芸芸弟子们，却过着节衣缩食、东躲西藏，犹如丧家之犬般的生活。尤其在学习期间，帮教干部告诉我我的“上级”周大姐也被抓获了，搜查她的家里时，搜出各地上交的现金数万元，她还在成都购置了房产，这些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些一心想“圆满”、想成仙成佛的普通修炼者的血汗钱，想起当初我的种种疑惑，一切都释然了。我们都是被披着“主佛”、“救世主”等美丽外衣的李洪志欺骗的可怜虫。李洪志是一个大骗子，追随其后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通过学习，使我彻底看清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虚伪性和不择手段敛财的贪婪性。所谓的“圆满”是一个肥皂泡，好比镜中花、水中月，其实就是李洪志行使骗术的一个最大的诱饵。回想我这荒唐的10余年，沦为了被别人利用的工具，还不自知，实在是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