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受母亲影响练上法轮功的。我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二人关系不好，缺少沟通，常为琐事争吵。而母亲又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胃下垂等疾病，身体也很不好。身心疲惫的妈妈于1998年上半年练起了法轮功，从法轮功中寻找寄托。她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去练功，练过一段时间后心情渐渐开朗，身体状况也明显好转。我1997年师范学院毕业后也分到学校教学，但上班不久就患病在家休养。妈妈看我在家无所事事，就建议我也加入修炼队伍。我是无神论者，从不接受气功、宗教等方面的东西，误把法轮功当作宗教而不理不睬。妈妈便找来一位我很信任的高中哲学教师劝说我，我想哲学老师都能相信，其中必有奥妙，就强制自己静下心来仔细阅读了一遍《转法轮》，渐渐被《转法轮》中的“真、善、忍”所吸引，自觉地跟妈妈到练功点练功。刚开始我也担心过修炼会影响自己今后的人生，但练功点有很多功友，大家相互鼓励、交流体会、赞赏对方，我逐渐着迷起来，一天不去就好像少点什么。
李洪志说：“要到广场去练功，人多造成的影响大”。于是，我就每天早上跟母亲去广场练功，风雨无阻。其实这就是我后来才明白的弘法的形式之一。李洪志说：“看一遍有一遍的提高，后一遍能解答前一遍中存在的疑问和不解”。于是，我一回到家就学习李洪志的书及李洪志在各地讲法的经文。我把学法、修炼作为生活的全部，不停地读，反复地学，以至于同朋友约会都提不起兴趣。李洪志不让喝酒，我就尽量不喝；李洪志让放淡感情，我与女友的关系便逐渐淡漠，虽然心里很矛盾但也咬牙坚持；李洪志说他是最后一次传正法，我感觉机会难得，便尽一切努力向朋友们宣传“法轮功”，告诉他们在法轮功中能学到“真、善、忍”，能够强身健体，但是没有一个接受我、支持我，我与朋友的关系也疏远了。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李洪志，奉献给了法轮功，走向了痴迷的深渊。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我一方面接受不了这一事实，以为一定是像何祚庥这样的人向政府说了“法轮功”的坏话，中央领导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另一方面我不能理解，李洪志说他的信众有一亿人，这些人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难道政府怕好人多吗？7月份我去驻马店市参加教师普通话过关考试，中午回家后见妈妈神情又紧张又神秘地拿了张标题为《三条指令》的纸条给我看，上面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不动制万动”，大概意思就是鼓动学员进京护法。妈妈问我去不去上访，我觉得4·25去中南海请愿的很多人已经圆满了，我已错过了这个机会，现在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所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去”。
原以为北京一定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静坐，形成的请愿场面很大，给政府制造了巨大压力，能引起中央领导重视，让政府改变“错误”决定。没想到一到北京便被警察识破身份，被行政拘留15天。
行政处罚非但没使我清醒，反而激发了我更加疯狂的“护法热情”。我表面上回到学校教学，暗中却上窜下联，到处“讲真相”，还多次与县城“法轮功”学员密谋，以更“宏伟”的方式到北京护法，以制造影响。我的“护法”行动没能使我圆满，却把我送入了监狱。
对于自己的被判刑，我不以为耻，反而理解成是过关和经受考验，因为《转法轮》中有这样一句话：“最复杂的环境才能出高人”，监狱应该是最苦最复杂的地方。不过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仍感到圆满的希望渺茫。
2001年4月10日，已经转化的妈妈从劳教所寄信给我，劝我转化。妈妈的信对我产生了影响：信中一是谈到李洪志本来指挥了4·25围攻中南海事件，但他在海外不承认；李洪志让学员放下名、利、情，大家虽然放下了对亲朋好友的情，却把感情都转移到李洪志身上；李洪志说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就是在传邪法，他对自己敛财的事实却予以否认。这让我认识到法轮功的矛盾性和欺骗性。二是爸爸接受不了妈妈被劳教、我被判刑的残酷事实，精神遭受巨大打击，对家庭、对我的希望彻底破灭，三次自杀未遂（上吊2次，跳楼1次，均被人及时发现制止和救起）。对父亲的伤害使我感觉到自己人性的泯灭。按李洪志的说法，一个修炼宇宙大法的人应该是给家人带来幸福的，家庭应该是越来越和美的，为什么一个劳教、一个判刑、一个要自杀呢？
李洪志在《转法轮》最后段落中讲到：“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遇到矛盾退一步海阔天宽”。李洪志还讲“以法为师、大道无形”等等。我把这些所谓的“法轮功”理论同自己的人生悲剧结合起来思考，顿觉豁然开朗：其实我是可以转化的，转化与修炼并不矛盾，因为我可以按照李洪志的“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我要在法上认识法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达到真正的圆满。这种不彻底的转化为我日后的反复埋下了种子。
从监狱出来，我经营了几次小生意都宣告失败，也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与父母的关系也不和谐，我感到既孤独又无助，监狱经历又增添了强烈的自卑感，身处现实环境简直恍如隔世。2004年11月，县里的法轮功人员给我家送来不少李洪志的新经文，为急盼逃避现实的我提供了良机，我和妈妈又都重操旧业，继续为追求虚幻的圆满而努力。我买来电脑，自己上明慧网下载经文，把李洪志从2000年6月到2004年11月间的经文、讲法重新温习一遍。为扩大影响，我又联系了其他法轮功积极分子，帮他们租房子，隐蔽起来专门制作宣传品，还配备了一体机、提供样稿，由他们复印后散发。当功友被警方追查时，我又帮助他们隐蔽以逃避追查。此外，我还前往周围市县串联并散发、张贴法轮功宣传资料。我的所做所为被公安机关尽收眼底，导致我再次身陷囹圄。
入狱后，监狱安排帮教人员跟我接触。他们谈到，李洪志在北美讲法中有这样一句话，有20％的旧势力参与了这次正法，其他80％的生命没有参与，没参与的恰恰是正法所需要的，参与的是要被正法所淘汰的。而我之所以思想反复，又走进法轮功，正是受李洪志“旧势力”名词的影响，我当时把旧势力看成是反对法轮功的人群、政府和我们的党，而且把这些旧势力说成邪恶、邪魔。2004年11月的“九评”，具有非常大的煽动性，蛊惑性，它对我们党的历史歪曲评说，影响了很多人对党的看法。帮教人员以李洪志的“旧势力”学说为话题与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谈到：“李洪志讲20％的旧势力被淘汰，那么，全世界60亿人口的20％是12亿，中国人就被淘汰完了，作为你们这些修炼者不也完了吗？”以前认为自己不属于旧势力，现在证明是，感觉李洪志这句话很矛盾。帮教人员还讲：“你参与了正法，说明你在20％之列，你不可能既不在20％，又不在80％。”这激起了我对李洪志旧势力说的怀疑，是我转化的第一个突破口。接着我便结合李洪志的矛盾言论去反思法轮功，李洪志1999年以前要求不参与政治，2004年还是讲不让参与政治，但到了2006年，他开始讲，为了解体邪恶，参与政治有什么不好，你在家做饭不属于参与政治，而你到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属于参与政治。他的话出尔反尔，前后矛盾，进一步引起我的反思，解开了我的第二个心结，以前固守的观念一步步被击碎。以前明慧网还说，监狱这个地方很邪恶，如何如何不好。受苏家屯活体摘除人体器官宣传的影响，我想象中现在的监狱环境应该差得很。但与干警接触发现，干警很和气，很关心我们的生活，无论转化与否，他们态度一样，从未区别对待过。监区环境很整洁，秩序井然，学员之间也很融洽，从不勉为其难。这和我想象中的监狱完全不一样，又打开了我的第三个心结。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慢慢认识到，以前在李洪志的诱导下，思想、行为都走到了疯狂的极端，交往、生活圈子变小，主要考虑如何学法、练功、传法，如何才能圆满，认为自己是在救度众生，做最大的好事。因此，制作、散发传单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和生活。自己之所以再次陷入法轮功，根本原因是没能从根本上否定修炼，思想还被李洪志歪理邪说所控制。这一次我终于下定了转化决心。
现在的我已经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政府对我的处罚。在监狱里，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我对自己走过的修炼道路和法轮功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深刻反思，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欺骗性、反动性、危害性，法轮功邪教组织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反党的邪教本质。
摆脱了邪教，我的心态平和了许多，不再把转化作为向政府、社会及家人索要好处和方便的筹码。现在，我一定要踏实改造，用实际行动洗刷自己被污浊的心灵。出狱后，我要实实在在地生活，成家立业、照顾好家人，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