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学刚毕业，我就分配到了区文化馆做普普通通的出纳工作，工作起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常常是虚心地向老同志学习，孜孜不倦地向书本学习，经过艰苦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我在获取领导同志们的好评和考取会计职称后的第三年，成长为一名会计。这一年里喜事连连，我和大学时代的同学王磊也如愿结为夫妻，婚后，我们在事业上相互鼓励，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相互关心、理解，幸福的家庭充满了甜蜜、浪漫、温馨。有了女儿小萱，我更是把爱孩子、孝敬父母、料理家务等一切事物安排得井井有条。邻里也夸奖我们是和谐的幸福之家。但是，自从1996年，我抱着祛病治病强身健体的目的开始练习“法轮功”以往的幸福、和睦、温馨和恩爱都己不复存在了。
说起练功的起因，还是从我的生活和工作说开去吧。那时，全民健身工作在全区开展得如火如荼，区里对文化建设工作十分重视，文化馆工作任务特别繁重，为了组织城区之间的文艺演出要求加班加点是平常事。加上我女儿还在读小学，丈夫经常外出公干，繁琐的家庭琐事统统都压在我的肩上，整日里，我奔波在工作单位和家庭的两点一线之间，从早到晚忙忙碌碌，身体多次出现严重的透支，终于积劳成疾，支撑不下去了。丈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执意陪同我去医院体检，发现是颈肩腰椎严重劳损，需要做系统的康复理疗。可是我们康复医院去了不少家，医药费也花了不少，我的身体就是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我开始泄气了，往后的工作和生活可怎样坚持下去呀，一团阴影笼罩在我的心里。
恰在这时，一个晨练的阿姨教给我说起一种气功，叫“法轮功”，告诉我练这个功法对身体有百益无一害，还借给我一本《转法轮》书籍，这样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利用早晨的时间到公园练功。起初练功对工作和生活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所以丈夫也没有反对。但是，随着练功次数和“功友”接触时间的增加，受李洪志“学法重于练功，只练动作不学法不能提高层次”等歪理邪说的影响，我就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学法”和“弘法”当中，因修炼“法轮功”给全家及亲人带来的伤害也就从此开始。
首先受到伤害的是我的宝贝女儿小萱，小萱从小酷爱绘画，只要一有空余时间，我就会督促和辅导小萱画画，在我精心的呵护和调教下，小萱学习刻苦，不但学习成绩优秀，就是在美术方面也是很有造诣。在同学和老师的眼中，小萱就是一个标杆一个榜样。但是，自从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学法”和“弘法”中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去辅导她绘画了。甚至有时还会把她反锁在家里，自己跟从同修去“学法”、“弘法”，从此小萱失去了与我一起游戏、充分享受母爱的机会，小萱学习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成了差等生，她课外的绘画学习更是一度中断。幼小的心灵蒙上的阴霾，我却荒唐地认为，只要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小萱的学习成绩自然而然就会提高，即使她生病了，我也坚信李洪志关于“练功人不用打针吃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歪理邪说，会使我脱离病痛的折磨，也会惠及女儿，记得一次小萱发高烧到39度，我坚持与王磊争辩，不让小萱吃药，最后呀，还是看着丈夫背着小萱去医院治愈了。
其次，深受其害的是丈夫王磊。王磊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市文化局工作，由于作风扎实工作刻苦，他很快成长为局里的业务骨干，数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在家庭生活中，王磊也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对我和女儿也是关爱有加，可以说我们是文化系统出了名的“文明家庭”。
可是练功伊始，因忙于“学法“和”弘法“，成天想着修炼圆满飞升根本就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料理家务，我把大量的家务活都推给了丈夫。起初，王磊为了我的颈肩腰劳损早日康复，就无怨无悔地担起家庭的重负，可是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事件之后，丈夫王磊很快发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多次苦口婆心地劝我，远离“法轮功”，可是我对他的劝解不但没有听，反而不遗余力地做起丈夫的思想工作，大谈特谈讲真相度人取“德”，还劝说他也习练“法轮功”来。王磊很郁闷，我们已经到了无法进行任何沟通的地步。原本温馨、和睦的家庭日渐冷清，我们为“炼功”而发生争吵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家庭矛盾日渐突出，为了不给女儿带来更大的伤害，王磊不得不担当起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带着女儿小萱到公园游戏，到商场购物，到父母家团聚，到美术班学绘画……王磊兼顾工作、老人和孩子，他也因此苍老了许多，年纪轻轻早生华发。工作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自打我练功以来，他就没有一次在单位里评过先进，事业严重受挫陷入低谷。此时的我却盲目地以为自己是去除了“平常心”，上了层次。从此，我更加膜拜李洪志，痴迷于“法轮功”了。在7月21日，我听信了所谓“到北京护法可以提高层次，功德圆满”等邪说的煽动，毅然而然地去北京“护法”，最后被政府治安处罚了。王磊却不离不弃，不知疲倦地一直在默默地守候着照顾着这个即将破碎的家。他不但很好地照看女儿小萱的成长进步，还精心地照顾着我的年迈体弱多病的父母。我却背信弃义辜负了丈夫的大爱。
最令我痛心的是，因修炼“法轮功“给我父母带来了的伤害，练功前我经常主动帮父母干些家务活，同时也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扫去二老一周的孤独与寂寞。但自从练功以后，我就很少去父母家，父母也开始为我们的家庭和睦而担心，特别是7月21日，我去北京护法的日子里，他们不知度过了多少的不眠之夜，他们天天以泪洗面。两个月后，我回来了，却因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两度被送到劳教所，现在我的父母又不得不代替我，和丈夫王磊一起承担起抚养女儿的重任，他们又再一次体验了抚育孩子的艰辛，此时的我，从内心深处痛恨李洪志、痛恨“法轮功”，痛恨这个害人的邪教。你们的真在哪里？善在哪里？
尽管父母、女儿和丈夫都因修炼“法轮功”受到很多伤害，但我认为，受害最深的还是我自己，接触“法轮功”之前，我曾经是一个活泼、好动、乐观、开朗，充满生活情趣，对工作满腔热情，对家庭充满爱心的人，但自从修炼“法轮功”后，我就严重缺乏工作热情，因为已经被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精神控制，与同事也就没有共同语言，同事关系异常紧张，常常是有工作不去做，一心修炼，还经常编造谎言欺骗领导，旷工出去发传单贴标语讲真相。平日里，做任何事情都用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来衡量对错，全然失去了最基本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从此，在我的生活中，除了练功学法好像已没有其它任何爱好，因为做饭洗衣、上街购物、辅导女儿、同女儿游戏、与同学交往，都会占用自己的修炼时间，所以都被我视为负担，每天几乎除了练功就是“学法”和“弘法”，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状态。
2002年，我走出了劳教所，却依然没有改变，依旧在“法轮功”的迷魂阵里打转转，走不出来。昔日的“功友”再次找到我，还恐吓说“罪业即成，下地狱”，于是，我竟然又鬼使神差地做出了违法的事情来，先后印制几万份“法轮功”的讲真相宣传品，秘密串联功友四处散发。2007年12月6日，在一次秘密集会时，我和功友们被抓获了，并被依法劳教3年。这次的入所，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我对“法轮功”和李洪志的思想认识。在劳教所里，面对“法轮功”一系列杀人、自杀案件，我震惊了。在一次看电视时，我看到有个练法轮功的人（编者注：此人是傅怡彬）拿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难道这就是我所热爱和执着追求的“法轮大法”吗？我震惊了，后来又看到有两个人因练“法轮功”而自焚，还有一个剖腹找法轮的，我一次又一次震惊了。我开始反思，联想到自己在7月21日盲目听信所谓“到北京护法可以提高层次，功德圆满”等邪说的煽动，毅然而然离开父母丈夫女儿去北京，最后被政府治安处罚，自己伤害了亲人，还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家庭的惨痛经历，我真想大哭一场，我感觉自己上当了，这难道就是号称“天法”的“法轮大法”吗？
李洪志他不是口口声声说随时随地都有他的“法身”在保护我们这些弟子吗，可是回首走过的修炼路，我们连命和家庭都不要了，也要学法、练功，他却为什么没能保护好我们继续学、继续练呢，你的“法身”哪里去了？他在书上写了让弟子遵守各自国家的法律，可他却在导演了一起起非法事件，他讲了“法轮功”是没有组织，要“大道无形”，却又接二连三地弄出来了“大法研究会”及众多的辅导站、练功点，以至于现在的神韵艺术团这些有形的东西，他告诫修炼的人不能吃药，可他自己多次走进医院等等，这一切一切不能证明这是个天大的骗局吗？
只可恨我当时头脑简单，在我接受所里安排的一系列心理辅导和学习教育后，经过一番艰难痛苦的思索，也可以说是挣扎，终于我的心也开始无法平静了，我失眠了。
是应该好好理性思考一下：反思自己十几年来走过的修炼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究竟给了我什么？自己到底修来了什么？是修来了自己颈肩腰椎的好转，还是修来了丈夫的事业发展，还是修来了女儿小萱的学习进步，还是修来了父母的身体康泰呢？答案不言而喻。
在干警们不懈地帮助和教育下，我终于醒悟，逐渐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我再也没有理由继续追随李洪志这个大骗子了，再也没有理由笃信不疑“法轮功”了。我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了，现在我要在大墙内努力改造自己，早日从“法轮功”的精神桎梏中彻底走出来，重新做回那个坚毅的、能吃苦的、要强的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