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丈夫得了心血管病，曾多方求医问药不见好转。1997年大约七、八月份，我陪丈夫在长沙湘雅医院治病期间，听别人说练“法轮功”可以治病，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劝丈夫不再住院而去习练“法轮功”。也是从那时起，我也开始练习“法轮功”，除上班外，其他时间都呆在家里练功、学法，一心想着“消业”、“圆满”、“上层次”。
1999年7月22日，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当时，我和丈夫把“法轮功”的资料都上交了，跟单位的领导表态再也不练习“法轮功”了。2003年我办了内退手续，搬到了楚江镇观山社区居住。因为不再上班，时间也多了，总想找点事干。这年10月，我到慈利帮别人收橘子遇到了“法轮功”习练者张某，在她的鼓动下我又偷偷练起了“法轮功”，迷念“法轮功”了，再也不出门找事干了，还经常和别人交流练功的心得。我丈夫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怕政府知道了不得了。但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儿子更是强烈反对。但我毫不动摇，每天早晨3点钟起床练功，早晨6点、中午12点、下午6点、晚上12点发“正念”，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学法”、“练功”，张口就讲“消业”、闭口就说“弘法”，整天不与外界联系，连电视也不看，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在那段日子里，我又通过其他法轮功人员偷偷买了许多“法轮功”的书籍，还不断地收到“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师父李洪志要求我们“走出去”、“讲真相”，鼓动习练者以实际行动“弘法”、“护法”、“上层次”。2007年上半年我和别人偷偷收看“法轮功”的电视，还像做贼似的出门散发“法轮功”的传单，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害了。现在想来，我真是中毒太深了。这年9月24日，当公安人员把我带走的那一刻，我心里一阵紧张，但我马上就想到了师父，心里默念道：“师父，救救我吧！”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我仍被带到了公安局，送到了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我的丈夫、儿子和亲友多次来看我，劝我一定要与“法轮功”划清界限。县里的领导也来看我，鼓励我早日脱离“法轮功”。开始我根本就听不进去，反把他们当成阻碍我“上层次”和“圆满”的“魔鬼”。大约过了半年时间，经过劳教所的管教干部苦口婆心地帮助教育，我开始了反思，开始怀疑法轮功的“真、善、忍”。我当初练功是为了强身健体，但后来他们要我发“法轮功”的传单说是可以“上层次”，结果老上不了层次；“法轮功”弟子都是在同一时间发“正念”诅咒共产党、诅咒公安干警，说是可以让弟子散发传单时他们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结果发传单的弟子还是被警察抓了，就连李洪志也救不了。
经过分析自己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我开始慢慢地醒悟了，他们说多散发“法轮功”的“九评”和“三退”的传单就可以“上层次”、增功力，结果功力没有增，层次没有上，却上了劳教所，看来“法轮功”所谓的发“正念”都是骗人的。李洪志不是说他自己就是人间最大的神吗？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度人救人吗？他怎么就不发发神功阻止“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呢？看来李洪志根本就没有那本事，他之所以说自己是人世间最大的神，其目的还是为了对其弟子实施精神控制。从此，我再也不相信“法轮功”了，痛下决心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了。2008年6月26日，我被提前解教，回到了家。
脱离了“法轮功”，我感觉到一身的轻松。县里的领导，镇里和社区的领导都来看我，鼓励我真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人，要学会感恩。以前我认为李洪志就是恩人，所以他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错了；而今县里的领导和镇里、社区的领导以及亲朋好友关心我，帮助我，我绝不能忘恩负义。以前我是“法轮功”的追随者，同事和朋友都疏远我；现在我是正常人了，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怀下，我和丈夫开起了小百货商店，新老朋友都来捧场亲近我。我每天经营小店，操持家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