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我告别了三尺讲台，正式退休在家。几十年来的工作劳累和生活奔波，加之人也上了点年纪，身体上的一些毛病也逐渐显露出来了，时常往医院跑。
老伴一直没有工作，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闲暇之余，就外出参加一些活动。我一直忙于教书，也没有过多的过问她的私生活，谁知她在1997年练上了“法轮功”。可能是前期习练都是做些有规律的动作，作息时间也相对固定的原因，老伴说练了感觉还有效果。
见我退休后时不时生点小病，老伴的那些“功友”建议我：“文老师，像你这个身体，应该练‘法轮功’，只要你长期坚持，不打针不吃药，你身上那些毛病就会不治而愈。你不信就看看你的老伴嘛，曹老师都收到效果了。”
听他们这样一说，我有点心动了，因为退休在家，反正我也无事可做，加之老伴也在练。如果真是那样，一则锻炼了身体，二则打发了时光，三则不花钱还能治病，这样一举三得的事情对于我们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开始练起了“法轮功”，也就这样一步一步滑了下去，我的人生画册上就此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
转眼间，我习练“法轮功”一年多了，但我的身体状况依然如故，没见好转。1999年8月，我突然感到身体很不适，最后还是在儿女的陪同下到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被确诊为脑梗塞。经过一段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出院。
我回家没多久后，以前一同习练的“功友”通过老伴的口中得知我去医院治病的事情，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对上医院治病的事情很反对，并极力劝我继续练。我心存疑虑地对那些人说：“练了法轮功还是要住院治疗，生病还得靠打针吃药才能解决问题。”见我有些动摇，那些“功友”立即反驳道：“那是因为你功龄短，法力不够，时间一长你就会感觉得到的，你自己问问你的老伴曹老师嘛。”
经不住“功友”的一再劝说和诱导，我又动了心。那时，“法轮功”被取缔，我和老伴只好在家里像贼一样的躲着练。就这样练呀练，成天地信奉着“法轮大法”，一练就是近10年。就这样，我们逐步成了“法轮功”邪教的忠实信徒。
2006年10月，也是一直偷着习练“法轮功”的人员叫袁树新，他见我和老伴独居一处，子女都不在身边，就带了一台彩色打印一体机和一些“法轮功”资料来我家，说是要翻印更多的资料拿出去宣传，去讲“真相”，以此唤醒更多的人跟政府对着干。
他们的这些说法和做法，跟以前那些“反革命”差不多，我觉得很反感。我刚把想法说出来，袁树新就说我对“法轮功”组织不忠，并威胁说“大师”会惩罚叛逆的。真是上船容易下船难，我考虑到我们老两口都一大把年纪了，子女也不在身边，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不晓得该怎么办。
慑于“大师惩罚叛逆”的高压，我最终选择了沉默。因为袁树新的文化不高，搞不懂那些设备，我的文化较高，没过多久就把袁树新带来的打印机操作熟练了。就这样，我家成了“法轮功”组织的印刷点。一段时间里，我们翻印了大量的“法轮功”宣传品，并将那些宣传资料散发了出去。那些资料从我们这里出去，其实就是为了造谣，博得群众同情，引发社会上那些不满情绪！
2007年3月的一天，我和老伴又到东门菜市场去散发“法轮功”宣传品，被抓了个现行。我和老伴分别被劳教1年（所外执行），袁树新也因提供打印设备被行政拘留15日。
在这一年里，“法轮功”人员没有再来串联我们，使我得以静下心来反思和反省。在帮教民警、基层政府及社区干部的关心帮助下，我从“法轮功”歪理邪说的矛盾中，从大量发生在身边发人深省的案例中，结合自己的经历，逐渐对“法轮功”组织的邪教性质有了认识，头脑开始清醒，思想开始动摇。
2007年8月，我的脑梗塞毛病又一次发作，那次病情严重得很，老伴也慌了手脚。最后还是在家人和邻居的帮助下，得以入院治疗，幸亏入院治疗及时，在医生的精心救治下，我才得以捡回一条命。
正是因为这场病，彻底让我清醒了过来：当初我练“法轮功”，冲的是“不打针不吃药，只要坚持练功就会不治而愈”，求的是强身健体，结果身体越搞越糟，还被他们施以精神控制，结果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法轮功”完全就是一个“害人功”，什么“真善忍”，什么练功治病，全是一些骗人的鬼话！我这个近10年“功龄”的习练人员，做了那么多错事，但社会和周围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抛弃和歧视我，相反，在我危急时刻伸出了援助之手，救了我一命！
我堂堂一个人民教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在伪科学面前成了俘虏，真是可悲可叹可气呀！在我活生生的例子面前，老伴也彻底脱离了“法轮功”！
现在，生活中没有了“法轮功”的骚扰，思想上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和老伴一道，坚持“日行万步，吃动平衡”的养生之道，多走路多吃素菜，早晚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社区的一些文体活动，闲暇时间看一些保健养身的书籍，子女们也买来一些健身器材，生活十分充实，身体好多了，心情也更爽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