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就在我开始参加工作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摊上看到了一本《转法轮》，初识法轮功，我感到其像科学又不像科学，但又用了一些科学名词，像神话也不是，不过又讲了一些玄玄乎乎的神功，虽然这样，但书中有关“真善忍”、“上层次”、“圆满成佛”等东西却一下子将我引入其中，迎合了我看不惯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的心理。我想：如果人人都能做到“真善忍”修心性，最后能功德圆满成仙成佛那该是不错的。后来，我又从市场上买了《中国法轮功》、《法轮大法义解》等书籍，只要有关法轮功的书籍、磁带都买，自已的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法轮功的圈套。
法轮功要求练习者天天“学法”，而且“修炼要专一”，不能再接受别的学说，否则就会受到干扰。通过不断“学法”，我的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单一，对报纸、新闻及其它书籍的兴趣越来越淡，甚至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不像原来那么有热情了。与同学、亲戚、朋友们在一起，也觉得他们谈的那些东西太没意思，都是凡人之间的“名利情”。我不仅用法轮功中的说法衡量自己，还经常用它来教训别人，致使有些朋友跟我无话可说。我变得与“常人”越来越远，与“常人社会”越来越格格不入。学校的老师、同事及家人见我整天神魂颠倒，不务正业，纷纷给我做工作，让我远离法轮功，对他们的劝说自己根本置之不理，认为那是“魔”的干扰，是师父来考验自己学法坚定不坚定的，全然忘了自己还是一个人。由于自己整天把精力放在练功学法上，教学上再也不用心了，为此经常受到学校领导的批评，一气之下，我向学校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
1998年5月底，法轮功练习者冲击了北京电视台，当我得知此事后，心想，人家说不好就说去吧，为什么一定要与别人去争呢？我们不是“超常”的吗?再说了，我们讲“真善忍”，那也应该忍呀。但过了不久，李洪志出了一篇经文《挖根》，在这篇经文中他却明确肯定了这件事，说那些人去电视台其实没错，他们“现在不圆满，将来也要圆满”。还说那些认为不该去的人是在“人维护人”，“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看了这篇经文，我很吃惊，怎么会这样呢?李洪志讲修炼是要“圆满”的。因此我就强迫自己按照李洪志的意思去“悟”，不“悟”出那个道理誓不罢休。最后，我终于“悟”到了，我为自己失去了一次“圆满”机会而感到可惜，心想再有这样的机会可不能再失去了。
随着李洪志“经文”的不断下发，再加上我不断的“学法”，我在“法轮功”的迷魂阵里越陷越深，越来越痴迷，也越来越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只要事关法轮功的事，其他什么事都可以让步，觉得“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如果有人说法轮功和李洪志的不对，那我就更接受不了，而且要坚决“护法”与人争辩到底，执著得很。
1999年12月，我和多名功友参与法轮功组织的违法活动被公安机关拘留，而那时，我已经完全被“圆满”迷住心窍，一心只认为这些是对我坚定不坚定的“考验”。法轮功的框框己禁锢了我的思想，谁劝我都是白搭。爸爸、妈妈和爱人对我的劝告也毫无作用。那时，我认为这是自己坚定地“过关”了，离心中的“圆满”又近了一步。他们每次劝说我，我总能找出理由为自己开脱，说：“别的事情我做得不好都可以改正，但是修炼的事情没有错，是不能改变的。”
我虽然在单位领导及亲朋好友面前坚持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一个人有时也静下来想一想，难道修炼就是不断进拘留所吗？就是一定要别人认可我们好吗?对自己辞职这种冲动的行为我也认识到有些过激了。由于受“上层次”、“圆满”等功利思想诱惑的我，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从李洪志的威逼利诱中解脱出来，一听别人说有什么串联、聚集活动，自己就会怦然心动，生怕失去机会。有一天，学校所在社区的几名反邪教志愿者找到我进行帮教，当时我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话，他们无论说什么，我都用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往外挡。志愿者中的一位老爷拉着我的手说：“你大学毕业，国家花了那么大力量培养你，本来你可以为国家做很大贡献，而你却把精力放在了练功学法、到处搞非法聚集，影响国家安定，被关在拘留所里，你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吗？你成天练功学法，老人、孩子和家务什么也不管，你尽到你的责任和义务了吗？你们聚集起来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破坏社会稳定，难道“做好人”就是这样吗？这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换位思考。自己口口声声说要做好人，可结果是被关进了拘留所，这怎么能是好人应该去的地方呢？自己痴迷于“护法”、“证实法”、“圆满”，是否应换个角度反过来想一下呢？现在全国和世界上那么多人反对法轮功，李洪志真要那么大本事，只要他一挥手这件事不就结束了吗？……
通过反邪教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地帮教，我很快认识到法轮功的邪教本质，摆脱了其歪理邪说的控制。回过头来再重新审视法轮功，我发现“法轮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其精心设计的骗局是蓄谋已久的。
为追求“圆满”，我失去了心爱的工作，也深深伤害了学校领导和家人的心。但庆幸的是，我总算摆脱了邪教的束缚，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