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上半年的一天，我蒸好师生午饭后，到街上闲耍，听别人说修炼法轮功可以不打针、不吃药就能包治百病，还能让人圆满成佛成神等等。当时我觉得有点玄，心想是不是他们在吹牛，但想到自己空闲时间多，身体又不好，患有慢性矽肺病，就买了《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和几盘录音磁带，回到家里依葫芦画样习练起来。
从此，烧火锅炉旁边多了一个打坐的，收录机旁边多了一个念念有词的，街上练功队伍中多了一个虔诚听讲的。一段时间后，自我感觉不错，我就将治疗矽肺病的药全部丢进垃圾桶，完全沉浸在了法轮功的世界里，自己也慢慢变得不理身边的人和事。成天想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修炼层次，尽快实现圆满，对妻子和儿子，也越来越冷淡。虽然停药后原有的胸闷、胸痛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头昏症状，但当时自己认为那是坐久了的原因。后来和功友交流心得时，有功友极为兴奋、肯定地推断说：“这是好事啊，是师父在帮你消业，你马上就要上升一个层次了，离圆满不远了。”还说这是我成佛成仙的关键时刻。这使我很激动，觉得师父时刻在关注我、帮助我，学法、修炼的劲头就更足了。
但我的慢性矽肺病仍在继续加重，开始咳痰了。妻子劝我吃药，但我坚决拒绝，给她解释说这是师父在给我消业，消了业病自然会好的。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就由公开习练转入秘密习练。不久，镇上的法轮功辅导员李吉明来电话要求上北京去讲真相护法、弘法，但我由于上班不能脱身。因为不能进京护法，我就决定在本地弘法，千方百计想劝更多的人修炼法轮功。但那时相信法轮功的人已经很少了，不少习练者都不再修炼了，甚至一些原来的习练者嘲笑我，说我顽固不化。可惜我那时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仍死不回头地坚持一条道走到黑，追求所谓的圆满。
9月份学校开学后，为了进一步给自己消业，提高心性，上层次，我利用给学生蒸饭、抬饭等机会，向他们“讲真相”，宣传“真、善、忍”、“上层次”、“圆满”等。但遭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对。后来，反邪教志愿者和我说，法轮功是骗人的，练不掉矽肺病，提高不了心性和层次。年老多病的父亲和妻子、儿子都求我不要再练习了，但我认为他们心性低，是俗人，根本就不听他们的劝说。为了避开他们，我将资料藏在锅炉旁边的煤炭堆里，利用早上为学生蒸饭和晚上打扫卫生的时间，背地里偷偷地习练。
为了尽快消业，实现圆满，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不再找学生，而是个人出资，和功友制作了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利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街头、垭口、乡村公路上散传单、贴标语。由于晚上要关校门，为避免被发现，我只好半夜从高约2米左右的围墙翻出去发传单、贴标语。就这样持续了半年多，我想自己的心性功力肯定有所提高，层次也该上升了。
哪里想到，我这样虔诚地“护法”、“弘法”，得到的却不是师父的保佑，而是腿被摔成骨折！
那是2000年4月的一个夜晚，我练完功，拿起资料翻围墙出学校时，又感到胸闷、头晕，全身无力，身体不听使唤（后来医生说是久病不吃药的原因）。刚爬上围墙，就摔了下来，昏迷了过去。醒来时，我发现左腿撞在了条石上，痛得钻心。
直到早上6点，学校开了门后，我才强忍疼痛，偷偷混进学校，回到厨房赶紧蒸饭。我一边蒸饭，一边默念经文，希望能减轻痛苦，但根本就没用。
尽管我努力装着没事一样，但还是被一位老师发现了。我被值周老师和妻子送到医院，医院全面检查后发现，我小腿骨折，矽肺病也加重了，咳的痰带有血丝。医生说如不及时抢救，会有生命危险。我很着急，害怕因此妨碍了自己上层次，就大声吼着闹着反对治疗，由于又急又痛，我再次昏迷了过去。在妻子的坚持下，医生给我做完了手术。
出院后，学校领导、朋友都来看我，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父母、妻子、儿子也劝我，但我一点也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半躺在床上打坐练功。
2000年5月3日，我们镇修炼最精进的法轮功辅导员李吉明在帮人修建房屋时，被楼上的砖掉下来当场打死。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震惊。李吉明是我最佩服的功友，他经文背得最熟，法理解最深最透，甚至还去北京弘过法。李洪志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我有无数的法身，和我长的一样。……能保护你。”李吉明这么信师信法，师父怎么也不会不管他呀。可是，师父却没能像他承诺的那样保护李吉明，最终让李吉明落得如此下场。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认识到法轮功是骗人的，决定同法轮功彻底决裂。我烧毁了所有的法轮功书籍、资料，安心养伤。三个月后，我重新开始了正常生活。现在，通过治疗，我的矽肺病病情得到了控制，胸闷、胸痛、头昏、乏力等症状基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