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的一天夜晚，我去金城山广场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三三两两的人在那里“健身”，表面上看起来就像在练气功，当时出于好奇和健身的想法，我开始主动向他们靠近。练功的人跟我熟悉之后，便和我说，练这个功讲的是“德”，这个“德”就是要人学会“真、善、忍”，学会去“救度众生”。练功的人见我很是赞同，又说练这个功不仅能“消业祛病”，还能达到“修心性”、“上层次”、“求圆满”的目的，是一种性命双修的神奇功法。那时由于企业改制，我刚下岗，突然离开工作岗位，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又因为自己体质差还常有胃痛的毛病，心想练功不仅能打发时间还能治病，这两全其美的事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决定加入他们的队伍试一试。
作为一位新成员，他们对我特别热情，辅导站站长亲自为我“开小灶”，派人从外地专门为我购买了《转法轮》及《法轮大法义解》两本书。由于我学“法”认真，习练准时，修炼刻苦，不久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偶像”。他们还夸我人年轻，头脑灵活，记忆力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当时我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还以为找到了知音、派上了用武之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后，我自感肠胃系统的功能和精神状态都有所改变。这些“实际效果”更坚定了我修炼的决心。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在那一段“蜜月期”过后，我觉得身体的好转关键是坚持锻炼和精神作用的双重结果。
就在我如痴如醉的时候，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当时的确非常疑惑，甚至还固执的认为这是“常人”一种非理性的做法，一种不恰当的干涉。一种反感、抗拒的心理注定我要逆风飞扬一段路程。
我的亲人和朋友再三劝我不要去相信邪教了，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不听任何人的劝告。老公和孩子看到我迷途而不知返，轮番给我做思想工作。当时我嫌他们的话说多了，当场就吼了起来：“你们这些‘魔’不要挡路了，我要你们滚开些，滚得越远越快越好！”我记得闹得最凶的一次就是2006年5月的一天晚上，老公多次叫我去吃晚饭，我却置之不理，他情急之下，一下冲进我修炼的屋中把“经文”摔得遍地都是，当时我发疯似的跟他打了起来，还又哭又闹，并扬言要除掉他这个“魔”。
就这样，我跟丈夫、公婆、女儿的亲情关系渐渐疏远了。原来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了起来。我饭也不想煮了，衣也不想洗了，地板也不想拖了。原来的生活激情都被法轮功一扫而光。念经、打坐几乎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有时，一旦进入状态那就是好几个小时走不出来，人感觉浑浑噩噩，好像在天国游逛一样。那种痴狂是一个正常人无法想象的。
在自己潜心修炼的同时，我还按照师父的要求走出来“讲真相”，给法轮功“讨说法”。2007年，在李洪志“走出来护法、上层次、圆满”的不断蛊惑和催促下，我从明慧网下载各种法轮功资料，出去散发传单、讲真相。到后来，为了提高“护法”成功的几率，我的行动也越来越秘密，甚至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的行动。每一次我走后，家里人整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都为我担惊受怕。尤其是老伴，心急如焚，四处寻找。最终导致老伴在一个湿滑的水沟边跌到，以致偏瘫，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每天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那时我还固执的认为是老伴不相信法轮功，自己功力太浅，亲人得不到“大法”护身。我加紧了对法轮功的修炼。在我醒悟后非常后悔，但后悔也换不回老伴的健康，这是我今生今世一个永远的愧疚。
为了献身法轮功，我去一家酒店当上了清洁工，几乎每天都在12点后才得以下班，繁重的工作把我压得喘不过气，但一想到要进入法轮功的“圆满”境界，我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那时，我把每月大部分的血汗钱都用在了法轮功上。后来，酒店老板发现我有些异样，把我辞退了。接下来我去找了几份工作，但都因我年龄偏大遭到拒绝。我没有回家，还想在外继续“护法”，后来钱花光了，我不得不捡垃圾度日，苦难的生活使我几欲放弃修炼，但又为前功尽弃而又有太多的不甘。
不知是老天爷跟我作对还是跟法轮功开玩笑。尽管我一直苦苦追随法轮功，但我还是明显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到了2007年下半年，我整个人变得非常消瘦，心窝部常常隐隐作痛，有时还伴有反酸、上腹部闷胀的感觉。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但仿佛有一个遥远的声音严肃地告诉我，真修弟子是不会生病的，那是在“消业”。我等着师父的“法身”出现，虽望穿秋水但始终没有到来。最后我变得捡垃圾也十分吃力，只好一边乞讨一边回家。回到家中，全家人并没有抛弃我。他们看到我的身体明显“滑坡”，把我送到了仪陇县人民医院，一检查全家人都吓懵了——胃癌。当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简直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效忠的法轮功把我慢慢拖向了死亡的边缘。
幸好家人宽恕了我，通过精心调养和化疗治疗，我的病情逐步有了好转。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看清了法轮功的本来面目，我决心与法轮功一刀两断，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力争多过上一段属于自己的幸福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