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我在河南医学院检查身体时，被确诊为乳腺癌，并做了大手术。为了防止转移，手术后第三天又做了卵巢切除术，怕复发又做了化疗。当时，生存濒临绝望，思想压力极大，生与死不断在脑海里徘徊，泪水哭湿了衣裳。
在家养病期间，朋友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并说这本书太珍贵了。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想治病，祛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书中还说“因为你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磨难。赎罪就是在还业债”。当我看到这两段话时，心想为了治病，我一定当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这样师父就会给我净化身体，达到无病状态。
由于全身心投入了学法练功中，思想放松了，把病忘到了九霄云外。受心理暗示的作用，自己觉得身体好了。看到身体的变化，我更加相信法轮功，入了迷，着了魔，慢慢地误入李洪志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他说：“人就是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作为学员，脑子里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习练者。”因此，我每天读，看，学，背《法轮功》，痴迷到饭可以不吃，大法不可一日不学，把大法使劲地往大脑里装，以求圆满飞天“上层次”。慢慢地我对正常的生活看淡了，很少与同志朋友来往，一心想的只是圆满成佛，使我在邪路上越行越远。
为了“学法”和“上层次”，我常常躲开别人的视线与功友们一交流练功心得，常常半夜三更都不回家。因为总是想“消业”，早日摆脱六道轮回，我常常和家人不辞而别，玩起了“失踪”。
李洪志说：“对我的法有影响的，破坏我们法形象的，大家都不要传。”我对此坚信不疑。1999年4月25日，围攻中南海事件发生后，我没有看清他的恶毒政治目的，更没有认识到这是扰乱社会秩序，而是被李洪志的《我的一点感想》所迷惑。李洪志说：“有消息说很多人去了中南海，有人因此而感到震怒，其实去得一点也不多。”我内心在为法轮功抱不平，错误地认为，习练者规规矩矩地站在人行道上，又没有堵塞交通，有什么不对，有什么错，通过学习，我现在才认识到“4·25事件”是李洪志妄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的一次表演，是对社会秩序的一次挑战。
1999年7月，在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后，我更是愤愤不平。这时，有许多人进京“上访”，也有人到确山鼓动我去北京“护法”，他们说，天安门就是天上安的门，警车就是“法船”，监牢就是“庙”，天安门旁边的一个派出所称“天派”，如果修炼者不过这几关，不挺身走出来，就不是“师父”的弟子。
由于我听信了这些话，思想斗争更加激烈。亲情与“护法”时刻在我心里矛盾着。心想，如果我不去北京，我就不是师父的弟子了，师父不管我了，那不是前功尽弃吗？因此，那一段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害怕师父惩罚我，整天心神不定。由于身体原因，我不能去北京“弘法”，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就在家里整天背诵李洪志的经文，比如“放下名利情，圆满上苍穹”，“坚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显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等等。
看到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却又走火入魔，两个妹妹来拉着我的手哭着劝我，劝我不要轻信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不要上李洪志的当。我这时已经痴迷了，不为所动。两个妹妹看到对我的劝阻无效，就动员老母亲来劝我。偏瘫的老母亲拄着拐杖来，给我讲她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小时候亲戚朋友借钱给我治病的事，但我还是不动心。老父亲哭泣者劝我，我都没有正眼看他。我认为自己是在过情关，不能为情所动。我真是着了魔，变得神神叨叨，没有一点人情味。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才一步步清醒过来，重新过上了平静而安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