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志江，1938年8月出生，初中文化，是外交人员服务局退休工人，家住北京海淀区半截塔小区。回想痴迷法轮功的那些年，就像一场噩梦，法轮功不仅害死了妻子，也把女儿引向了犯罪之路。这一切令我无比愤恨，后悔不已。
我的妻子叫商素英，也是一名退休工人，血糖较高，并伴有糖尿病、肾病等许多并发症。去过几次医院，医生一直要求她吃药来降低血糖，控制病情。1995年春节期间，一个偶然机会，经一个朋友介绍，妻子接触了法轮功。那朋友说，法轮功吸收了各家气功的精华，是世界上所有气功的集大成者，比一般气功强过千倍，不但能治病，还能修心性。
妻子便把炼法轮功的事告诉了女儿李兰华。女儿在北京市交通研究所工作，从小到大特别孝顺。当她听母亲说练法轮功有那么多好处，女儿也动心了。一方面她促成母亲练功，另一方面自己也想练。于是，女儿托人买来了《转法轮》和其他一些法轮功练功资料，让她妈妈与她自己一起练功、学习。
由于女儿年轻有文化，识文断字，口才好、领会快，两个月后就成了附近一带法轮功组织的骨干，并被委任为站点辅导员。从此女儿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练功中，经常召集功友们聚在一起看录像、听录音、谈练功体会，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我很不高兴，但一想到练功能为妻子治病，也就不多说什么。
不久，妻子和女儿也劝我练习，并说全家人一起修炼，更显得心诚，“功”长得快，“上层次”也快，更容易“圆满”。出于对法轮功的好奇，也寄希望于通过练功保证我晚年身体健康，我也加入其中。几乎是在很短时间内，我就把《转法轮》看完了。我也当时觉得，法轮功太神奇，太超常了，太玄妙，而李洪志描绘的“天国世界”更美妙、更诱人，原来练习法轮功，不但可以强身健体，有病还可不吃药不打针，甚至还能够“成佛成仙”！在女儿的引导下，我一边看书，一边练习，很快就上路了。不久，就把法轮功的一些主要动作学到了手。两个星期后，我似乎感觉身体有一些变化，以前不舒服的感觉少了。于是，我尝到了所谓的“甜头”，我们一家人练功的劲头更足了。
自从练功以后，妻子就不服药了。2001年下半年，妻子的糖尿病病情不但不见好转，似乎比以前更严重了。经常出现恶心，呕吐，食欲缺乏，有时还伴有心悸、气短等症状。看着被病魔折磨的妻子，已经没有练功的气力了，我开始有些担心，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才由妻弟带妻子去了海军总医院看病，经检查，妻子是糖尿病肾衰竭。医生生气地问，“他糖尿病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早点来检查？”并要求立即住院治疗。可是妻子坚决不同意，她担心在医院看病、吃药会增加“业力”，要求回家。
我们老两口，平时就是靠女儿照顾我们，我们三个人都是练功者，妻子的态度，我和女儿也比较支持。于是我们瞒着其他人，没有让妻子住院治病，而是继续回家练功，希望靠“消业”来减轻妻子的病情。不再去看任何医生，并断绝了一切药物，专心致志地练功。
为了帮助妻子“消业”治病，我和女儿晚上不睡觉，陪妻子一起交流“学法”的体会、谈“练功心得”。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妻子忍受着病痛折磨“打坐”求生的样子。
可怜的妻子，由于长期拒绝任何的治疗，于2002年9月30日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我至今无法忘记，妻子临死前死死盯着李洪志的像，是冥冥中祈祷他的保佑还是怨恨他的残忍？
然而妻子的死，并没有使我和女儿警醒。李洪志到了国外以后，一次次在法轮功媒体上鼓动国内的“大法弟子”放下最后的“执着”，放下“生死”，走出去“讲真相、发正念、救度世人”。女儿对我说，“师父”说了，“走出来的弟子是伟大的”，为了“圆满”，为了“上层次”，光练功、学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做“正法”和“护法”的事，这时候“走出去”的弟子，是“真修”的，功德积攒的会更多。
为了能尽快“上层次”，早日达到“圆满”，于是，女儿工作也不要了，从单位辞去了工作。一心一意投入到法轮功活动中，多次组织并参加所谓的“护法”活动，并在家中制作了许多传单和宣传品，供给其他功友进行散发。由于女儿经常从事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女婿苦口婆心劝说，女儿还是一意孤行，无奈之下，两个人只好分手，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解散了。
女儿也给我一些法轮功宣传品，在私心和贪欲的驱使下，从2000年下半年到2003年年底，我经常是半夜三更起来，到小区院内、楼道散发法轮功宣传品。甚至于大白天我也骑车到华普、家乐福超市门口等人多车多的地方，往车筐里投放法轮功宣传品，后来还发展到用邮寄的方式挨家挨户的寄。可是在2003年11月，我还是由于收藏和发放法轮功传单、光碟和书籍被发现了。
我真正要感谢的是反邪教志愿者。正当我痴迷其中时，反邪教志愿者们耐心地开导我，使我渐渐地迷途知返了。回想起我以前的所作所为，我非常的后悔。李洪志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纯属是胡说八道！我们家三人练功，全家受害。妻子练功，拒医拒药，过早地命丧黄泉；女儿练功，无心照顾孩子和丈夫，工作也不要了，家也散了；我自己练功，没有劝妻子及时治病，把妻子送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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