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玉兰，是洛阳市百货大楼的退休职工。1996年10月退休后，我在别人的介绍下开始练习法轮功。

　　自从练习法轮功后，我逐渐被李洪志宣扬的“修心性”、“真善忍”等邪说深深吸引，每天白天练功，晚上学法，反复阅读《转法轮》，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愿干，一切家务活都抛给了丈夫，儿媳生孩子坐月子我也无心伺候。为此，儿子、儿媳意见很大，也常常因我而吵架，老伴为此也很恼火，天天抱怨，经常质问我：“你还要不要这个家，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对此，我置若罔闻。

　　痴迷其中的我，将《转法轮》通篇背诵的滚瓜烂熟。功友随便提到书中内容我就知道在第几页，功友练功遇到问题我也能解释的让他们心服口服，这让我非常自豪，也让我在功友中小有名气，得到了功友们的一致认可。因此，在1997年11月，洛阳法轮功总站负责人让我再组织一个练功点，吸纳更多的人练功。于是，我在洛阳西关办公家具卖场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个练功点，洛阳法轮功总站任命我为此练功点的负责人。从此，我更加专注于练功、教功和学法，亲情逐渐淡漠，家庭、儿女、子孙都已被我抛在脑后。此刻，法轮功已占据了我全部身心，我一门心思的学法练功，只想早日修成正果。丈夫因我痴迷练功，多次劝说未果，生气加上劳累，导致心脏病和高血压越来越严重，并于1998年12月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但此时的我已深陷其中，想不通国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经常找办事处和单位的领导“辩论”，为法轮功讨说法。

　　2000年我开始组织功友们私下练功，在被制止后，为了表示对“师父”的虔诚与忠心，早日修成圆满，我开始串联功友在《致全国人大公开信》上搞百人签名活动，并到北京护法讨说法。在这段时间里，单位领导不断地给我做思想工作，摆事实、讲道理；办事处和社区的干部也经常来嘘寒问暖感化我；家里的亲戚朋友更是苦口婆心的劝解我。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说，都未能影响到我对法轮功的执着与追求，也未能影响到我为法轮功讨说法的决心。我开始到外地四处游说，走到哪里就把大法传授到哪里，就这样持续了3年左右的时间。3年来，家里的大小事务无人料理，乱作一团，老伴常年瘫痪在床，子女们上班无暇照顾。最后，老伴于2003年10月第二次脑溢血发作，因抢救不及时而含恨离世。当时的我，丝毫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还在外地四处云游“护法”，也没能见到老伴最后一面，这将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后来听孩子们说，老伴临走前曾对他们说：“都是法轮功惹的祸，你妈也是受害者，她回来后你们不要怨恨她，要好好劝她，让她早一点醒悟，脱离法轮功的精神控制，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要不然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完了，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

　　2004年春节，一些功友又来找我说：“你为大法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的功力和层次都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你已经和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大法弟子了。”在功友们的蛊惑下，我又一次开始动摇，虚荣心再一次膨胀，私下里开始组织功友们继续练功，切磋功法，也经常到外地参加一些活动。这时候，我的大儿子被查出患有晚期胃癌，我想，儿子虽然得了重病，但我是一个有深厚练功基础的人，师父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而且我也可以组织功友一起对我儿子发功，帮他治病，再加上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我坚信儿子一定能度过难关好起来。我劝儿子在家里坚持了一段时间，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儿媳非常恼怒，坚决要住院治疗。我想，到医院治疗也不怕，有师父的保护，不会有任何问题。没想到住院后，儿子做手术没下手术台就离我而去。此时的我如晴天霹雳，当头一棒昏倒在地。后来医生说：“他的病发现的太晚，癌细胞已经扩散，治疗的也太晚了，耽误了治病的时机，如果能早点发现，及时治疗的话，是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2003年、2004年两位亲人的接连离世给我这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儿子去世后，我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如果说丈夫的死我有一点麻木不仁，儿子的死则如尖刀捅入我心，我陷入了沉痛的思考与反思中。李洪志说：“这个宇宙有个理，你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我为法轮功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可我又得到了什么？按说我为法轮功的付出应该有一个圆满给我，可是我得到的却是丈夫、儿子与我的天人永隔。

　　李洪志说：“对于练功的人，他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的家人，有病不吃药也能好。”可我丈夫、儿子呢？他保护了吗？

　　事实面前，我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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