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素花，1965年4月出生，固安县渠沟村人。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从1995年开始种植了2亩地的蔬菜大棚，丈夫马玉峰长年在外打工，小日子曾经过得红红火火。

　　1997年10月，身体一直不好的婆婆咳喘病复发了，几经住院治疗不见效果。恰在此时，在外务工的丈夫从脚手架跌落下来，造成左腿部粉碎性骨折，只能回家休养，收入减少了大半，伤病还困扰着全家的生活，让我不知怎么过才好。

　　1998年3月，我的一个远房表姐来串亲戚，对我说：“你练法轮功吧，练法轮功能保全家平安”。走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时常利用空闲时间拿出来翻翻。8月的一天上午，有一个“功友”来我家跟我交流，当时我拿着《转法轮》无意间碰到桌子上的闹钟，停了半年（我以为坏了）的闹钟指针动了一下。那个“功友”对此产生了灵感，对我说：“这是‘师父’显灵了，让你抓紧时间修炼呢。”就是这句话真正触动了我，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苦心修炼法轮功，定能保佑全家人远离伤病困扰。从那时起，我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法轮功上，按照“师父”的要求：“看《转法轮》要不带任何自己的观念，要一字不漏地反复通读，无求而自得，字背后的内涵就会逐渐地显现出来。”我坚持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读，读后感觉这世上除了《转法轮》外其它什么都是假的。在李洪志说教的诱惑与控制下，我下决心要好好地修炼，最后“得道圆满”、“成仙成佛”到“天国”去。

　　为了“提高心性、提高层次”，我从同修那里买了MP3，拷贝了练功录音和“师父”的“经文”，潜心“钻研”。在我的影响和带动下，丈夫、公婆也先后加入了练功队伍。为了提高全家人的“悟性”，我对家人说“‘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我们都要学习‘大法’”、“‘师父’说的都是真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到时候我带你们一起飞升”。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除了吃饭和练功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一起交流修炼的心得体会。为了追求更高的层次，早日实现自己的“飞升”梦，我时常带领全家人参加法轮功的法会活动，与周边市县功友打坐练功，四处“传法”、“弘法”。1999年11月、2000年3月我先后两次与外地功友进京“弘法”。

　　修炼法轮功后，我将苦心种植几年的大棚菜彻底搁置了，种出的西红柿烂在了地里，都不去采卖，全家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一家老小吃饭都成了问题。而我当时想的就是：今世的苦累全是上世的“积业”，只靠每天干活受苦不能“消业”，法轮功是宇宙大法，能给人修福，能成正果。

　　我牢记着“师父”关于“练功人不用打针吃药”的教导，自从练功后，一直没有考虑为病重的婆婆治疗身体，导致咳喘病严重发作，出现了心、肺功能衰弱，呼吸困难，全身浮肿的症状，只能依靠“流食”勉强度日。而我只是成天不停念叨自己“业力重”，婆婆的身体只有等“师父”显灵“消业”。腿部骨折的丈夫同样沉迷于法轮功，虽然依靠双拐能够下地走动，但对家人的衣食不管不问，成天只是对着李洪志的“法像”烧香打坐，乞求有朝一日“白日飞升”。以前聪明好学的女儿在我们的影响下，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2001年，我们全家的生活已经到了穷困潦倒、惨不忍睹的状态，屋内外除了法轮功传单、“经文”、明慧周刊等物品和一些破旧的衣物外，找不到任何电器设备，家具桌椅也是破烂不堪。因为长期烧香，墙壁被烟雾熏得黑黄，很多墙皮脱落了。我婆婆长年横躺在炕头上，长期的拒绝医药，导致她全身严重浮肿，四肢无力活动，后背生了大块褥疮，恶臭难闻，进我家的人都纷纷掩鼻。就是在这种生存状况下，依然没能动摇我练习法轮功的诚心，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墙上那几幅李洪志“法像”擦了又擦，在“法像”下面的桌子上摆上水果，点燃香炉。

　　2001年10月，我拿出了家里仅剩的七千元钱，购置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制作了大量地法轮功宣传标语，四处张贴、散发。直到公安人员走进家门，摘取墙上的“法像”时，我才从惊讶中明白过来，带领全家人近乎疯狂的上前阻止，口中还念叨着“别动‘师父’的金身”，“我们信这个有什么错”。我们的阻拦无济于事，“师父”的法像摘走了，法轮功传单、“经文”被收走了，而“师父”并没有“显灵”。

　　经过了这么多事，我们一家人也在想，我们练功的初衷是为了保平安，治家里人的病。可是功练了几年，丈夫的伤没治好，婆婆的病也没治好，家也弄的不成个样，这个功不能再练下去了。如今我重操旧业，种起了大棚蔬菜，丈夫在亲友的帮助下，在家开了一间小卖部。婆婆经过住院治疗，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全家人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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