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旭磊，今年48岁，家住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我出生在农村山区，自小兄妹多、家庭贫困，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同父亲一起担起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1982年，按照我们农村的风俗，父母为我操办了婚事，我娶了邻村的一位姑娘，组建了一个只有3间茅屋的“小家”，次年大女儿出生，1990年，小女儿又出生了。在那个年代，家乡的经济发展还很落后，我和媳妇都没有多大文化，更没有经济头脑，就凭2亩山地靠天吃饭，日子过的很清苦。

　　由于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影响，我觉得没有儿子将来的幸福生活无从谈起，加之没有发家致富的门路，开始变得有点消沉。1997年3月份，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法轮功，当朋友把法轮功说的天花乱坠、神奇无比时，我感觉自己找到希望、找到通往“幸福美满”生活的道路，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开始习练起法轮功。

　　当时村里没有固定的练功点，我每天要到相隔十几里地的邻村去参加集体修炼，练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只是早晚那点时间不够用，于是就找功友花钱买了些练功书籍，没事在家看。随着练功时间的增长，我对李洪志所宣扬的“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极乐世界树是金的，地是金的，花是金的，鸟是金的，房子也是金的，连佛体都是金光闪闪的”等生活状态充满了憧憬，对“法轮大法”越来越依赖，完全把它当作一种精神寄托，当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渐渐的失去了自我，一言一行完全在法轮功的支配之下。

　　我听信李洪志所说：“不失不得，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都变成德，能够长高功、圆满”，于是我把强压式修炼作为最好的付出方式，练功的时间明显开始增加，由2小时渐渐变为10几个小时。由于一心扑在练功上，地里的农活让我全拽下了，父亲母亲很生气，说我不务正业，但我根本不听，幸好妻子把家里的活都承担了下来。为了防止自己付出不够，我还有好几次把家里仅有的钱拿出来买大法资料送人，我想让“师父”知道我学法是多么的诚心。每次妻子知道后都伤心的哭，她说她没文化，不懂法轮功是什么，也不知道法轮功能带来什么，她只知道只要好好劳动就不会吃不上饭，而我抛弃劳动，抛弃正常的生活，寄希望于练功达到“极乐世界”，这可能吗？家里的钱妻子本来是要给孩子交学费还有买肥料用的，而我却全拿走了，妻子能不急吗？只是我当时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妻子的感受，只是孤注一掷地全心修炼。

　　1999年7月22日，国家下发了依法取缔法轮功的通知，我在山区，对这些并不敏感，甚至还有点不相信。我像没事一样继续修炼，集体练功点取消了，我就自己在家练，直到一天村支书亲自上门来找我。面对村支书的政策讲解，我有点懵的感觉，一上午，除了“不准练法轮功’”这句话，别的我啥也没听进去。村支书走后我就把自己锁在堂屋里，百思不得其解，这到底是为什么？法轮功到底哪儿不好？

　　就在我带着疑问不知所措时，有个功友偷偷来找我告诉我这是“师父”给我们的一次机会，只要能过好这个关，说不定就可以“圆满”了。有了功友的提醒和支持，我似乎找到了方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更加努力、更加疯狂的投入到练功中去。为了不被人发现，我把院内西边大女儿住的小茅屋清理出来，自己搬进去，没白没黑整日偷偷修炼。

　　由于自我封闭式的练功，加上受李洪志所宣扬的：“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要修成圆满，必须做到放下名、利、情”等“去情说”的影响，我的思想早已开始扭曲，行为怪异，我很变态的把亲人看作是修炼路上的“魔”、把对亲人的伤害看成是必须要过的情关，我对亲人的冷漠、无情也越发严重。我根本看不到妻子撑起这个家的辛苦，看不到女儿眼中的惊恐不安，就连以往我最孝顺的父母在我的眼中成为仇人。

　　我对亲人的伤害还远不止这些，2001年，年迈的父亲病危，我不但没有尽到做儿子应尽的义务，反而百般阻挠妻子送父亲去医院。最后，父亲带着无尽的遗憾死在家中。父亲临死时，我在我的练功屋里修炼，庆幸自己闯过了一道情关，后来听妻子说，父亲临死前颤抖着双唇并用力抬了抬手，他是想见我，可是，我没有给父亲这个机会，让父亲死不瞑目。

　　父亲的去世丝毫没影响我练功的心情，我还以为自己做了让“师父”满意的事，“师父”就要来度我了。为了加快自己“圆满”的进程，我更加痴迷。直到2005年，我被送到心理矫治中心进行教育。在心理专家的一次次解说剖析下，我终于看明白了法轮功的荒诞和害人之处。曾经的我怎么就那么傻，受法轮功“圆满说”、“去情说”的蛊惑迷失自我，害了亲人、害了自己。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