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唐万生，男，1954年6月出生，家住朝阳区南平里小区。1998年6月，我开始习练法轮功，后逐渐痴迷。为了追求所谓的“圆满”，我放弃工作、家庭和亲情，甚至差点自杀。

　　随着练功特别是“学法”的深入，李洪志的那一套“理论”占据了我的整个大脑，什么“做好人”、“上层次”、“消业”、“圆满”让我一下子似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同时，我还把李洪志当成了神——“宇宙主佛”，相信“师父”的“法身保护”。

　　练功、“学法”半年以后，我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产生了精神偏执。当时，受李洪志“一切物质在另外空间都有生命”的影响，为了不杀生，纸箱子、纸片我都不敢撕坏，后来发展到即使车棚里没有车，我也不敢把自行车推进去，回想起来，当时令人可笑的原因竟是我不知道“神”是否给我安排了放自行车的位置；有时坐公共汽车时，即使车上没多少人，我也不敢坐下，因为不知道“神”怎么给自己安排的座位。后来，我又看到李洪志在一篇“经文”里说：“一个东北的弟子，因为在心里骂师父，感到害怕，就用一把菜刀抹自己脖子，因为有师父的保护，抹不动”，我也拿菜刀想割断自己的脖子试试，心里还想“‘师父’‘法身’无处不在，肯定割不断皮肉”，就在刀刃碰到脖子的刹那，自己感到了一阵寒意，没敢继续往上举刀，否则早已死的不明不白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处于痴迷中的我，认为这么好的功法被取缔太可惜了，它将会断送我“圆满”的后路，国家肯定是搞错了。当看到大批弟子去天安门“护法”，在李洪志一遍又一遍要求弟子“走出去”、赶上“最后圆满”机会的蛊惑下，我也想要到天安门“护法”，否则我就赶不上这“圆满”最后的“晚餐”，因为不去我之前的一切努力和辛苦都会成为泡影。可是，因为家庭负担过重，自己胆子小，当时没去成。那是，在我心里，我害怕极了，生怕“师父”会让我“形神全灭”，整天处于恐惧之中。因此，我还在找机会要为“师父”做点什么……

　　到了2000年初，我认为“圆满”才是我的人生最重要的追求，工作和家庭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了，于是，“护法”、“圆满”的念头再一次涌起，尽管单位领导和自己的爱人反复多次劝说我要脱离法轮功，但我坚决不答应。爱人说服务不了我，哭过闹过，我都不为所动；年近八旬的老母亲抱病在床边痛苦和央求，我竟然对老母亲说“等我‘圆满’”后，你也要去天安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荒唐之极！

　　2000年9月，李洪志发表了所谓的“经文”——《严肃的教诲》，直接下太指令让弟子们去天安门“护法”，并说再不去“护法”就真的没有“圆满”的机会了。为此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舍掉常人的一切，必须去天安门“护法”。单位领导找到我反复做工作，并表示只要我脱离法轮功，厂里将分给我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但我却表示再也没有什么比“圆满”更诱人的事，再说“圆满”是不等人的！单位领导要给我一笔生活费，我却说“要钱没用，马上就要‘圆满’了。我当时心想，只要我‘圆满’了，要什么就有什么，还在乎什么房子和生活费，因此，我不顾爱人的劝说和单位领导的劝阻，毅然决然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

　　辞职后，我把整个身心都用在修炼上。可是，没有了生活来源，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但我却不在意这些人间的事情，我要按照“师父”的“去执著”的要求，加紧修炼，尽早“圆满”。

　　那时，我爱人因乳房长瘤正在做第五次手术，而我没有去照顾她，认为这样才能“去执著”，才能长功更快。爱人为防止我去天安门“护法”，做完手术没有住院，直接回家看着我。可是，我还是有机可趁。2000年10月5日早5点，我趁爱人没注意，悄悄跑到天安门“护法”，当场被民警抓获并被治安拘留。在拘留期间，爱人拖着刚做完手术的身体，承担了家里的全部家务，每天早晨4点起床给大儿子做饭，然后送大儿子去车站，回家后再给二儿子做饭；晚上下班后再给一家人做饭，收拾家务，身体承受重负，心里还要担惊受怕。

　　2001年3月，在街道办事处和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进入心理矫治中心接受心理咨询和矫治。在进入中心的初期，我爱人打电话劝我认真学习，争取早日摆脱“法轮功”的精神控制，可我既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叫嚷着要与爱人离婚，认为只要离婚，就能一心无碍的专心修炼法轮功，就能早日“圆满”。后来，通过反邪教志愿者和心理矫治师近2个月的艰苦努力，我终于实现了转化，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二个月的心理矫治结束后，当我和爱人再次相逢之时，我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原来“圆满”其实是李洪志用来诱惑弟子最大的骗招！

　　这几年，我只要有机会就会去帮助还在痴迷法轮功的人员，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警示他们，帮助他们早日摆脱法轮功的枷锁。看着一个又一个我曾经的“功友”终于逃离了邪教法轮功的陷阱，我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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