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檀金彦，女，是河北省栾城县温家庄村人，后一直在广东打工。我曾经是法轮功的忠实信徒，担任我村法轮功辅导员。在此，我谈一下我参与“4·25”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的经历。

　　1999年4月24日下午，栾城县法轮功辅导站的谢某到家里找我，他说：“上边来了紧急通知，让我们明天早晨赶到北京，能去的学员尽量都去。”

　　我问他：“去北京干啥？”

　　他说：“我们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天津那边抓了我们的学员……这个就别管了，到那不就知道了。你们赶紧召集人，早点儿到县里集中，咱是全县统一行动，有人负责订车，今天晚上十二点准时上路，你们千万别去晚了，影响了咱县的整个计划。”

　　谢某走后，我与村里另一个辅导员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既然是上边的通知，那弄不清啥事也得去。于是，我俩便分头去做动员工作，目标是那些坚信“大法”、“修炼精进”的骨干分子。

　　到傍晚时分，我俩共搞定八个人。晚饭后，我们一行十人骑自行车到县里去，县辅导站的人给我们找地方存放了自行车，把我们村的人都安排在一辆车上，每人收取往返车费四十二块钱。晚上十二点，我们栾城县法轮功习练者分乘五辆大型客车，驶出县城，直奔北京而去。

　　25日凌晨5点，我们进入北京市内。我说不清是在哪里下的车，我们步行到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县辅导站的人要我们停下来，他说：“刚刚接到通知，不去北海公园了，改为去府右街了。但现在还不让去，现在大家要尽量分散开，隐蔽到较小的街巷里，七点钟到府右街集中。”

　　大约七点钟，我们走出了小巷，这时就看到潮水般的人流从各个巷口奔涌而出，这些人和我们一样：衣着朴素、行装简单、表情肃穆，一看就知道都是奉命进京的法轮功习练者。

　　当我们正试图弄清府右街在哪个方向时，就听有人说：“向右走！”我循声望去，是个中年男人，虽然他并未正眼看我们，我们已心领神会。沿途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向导，我据此推测，在中南海北门周边地区、甚至于更远的外围都安排了这样的向导。

　　我们所遇到的向导，其行为模式一个样儿，他们或站在路边，或缓缓踱步，每当有成帮结伙的人走过他身边时，他就会甩出一句话来：“一直往前走！”或“到街口往左拐！”等等，他喊话时那目光是瞟向别处的，面部是没有表情的。

　　当我们走到离中南海北门还很远的地方就不能向前走了，一眼望去，人山人海，有很多警察在维持秩序；也有法轮功习练者在喊话：“大家都到便道上去，找地方站好，不要随意走动。”

　　我们刚停下来就有人低声吩咐道：“在便道上靠边的一排不准蹲、坐，一定要站直，站累了就换人，后边的人可以随意些。”

　　我站在了前排，看左右两边齐刷刷一道人墙，我当时就认识到这种形式上的要求并非图好看，其实质是展示法轮功的实力。

　　上午十点钟光景，有人在人群中发传单，可能是国家公安部印发的，内容我也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说，这种聚集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希望大家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尽快离开现场等等。

　　不一会儿功夫，就从前边（中南海大门那边）传下话来：“不要听他们的！”前边的人传给我们，我们再回头传给后边的人：“不要听他们的！”就这样，传单没起什么作用。

　　一直到晚上九点钟之后，陆陆续续有人离开现场，开始我们认为那都是“不精进“的人，稍后才有人告诉我们说：“天津那边已经放人了，撤离是‘大法研究会’通知的。”

　　我们回到车上，清点了人数，离开了北京。

　　关于“4·25”事件，李洪志在《我的一点感想》中说：“不用去动员，一亿多人你也想去、我也想去，一会那不就一万多人吗？”——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背着牛头不认赃。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也能证明法轮功是有组织的，“4·25”事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李洪志是赖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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