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管玉春，今年67岁，居住在上海市松江区。原是上海知青，在新疆奎屯市工作，夫妇两人，一个女儿，一家人本其乐融融。1996年初，我妻子突发脑出血，经治疗仍留下了后遗症，而我也查出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为此我们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于年底回到家乡上海。我携妻子四处寻医问药，只求身体尽快康复。

　　1997年春节的时候，老邻居王叔来串门时送来了一本叫作《转法轮》的书，一再说“练了法轮功可以健体强身，不但你们夫妇的身体肯定会好，还可以成为好人中的好人”，并要我每天跟着他练功。我大喜过望，认为找到了“治病良方”。几天之后，又劝说妻子一起习练法轮功，不要再去康复理疗中心了。起初，妻子不相信，我就把李洪志有关“祛病健身”的言论用红笔划上记号读给她听。说服了妻子以后，我又鼓动肝功能指标稍高的女儿晓晓也来习练，那时女儿才二十出头。自此，无论严寒酷暑，每天清晨5点不到，我就一手搀着行动不便的妻子，一手拽着睡眼朦胧的女儿，来到方塔园的练功点练法轮功。除此之外，我还每天花大量时间看法轮功书籍，逐字逐句反复琢磨。当别人夸我精进神速，推举我为辅导站的召集人时，我还非常得意。我不仅在社区张贴条幅，动员大家都来练，还专门跑去金山区，劝说同样患有糖尿病的我的姐姐也参加习练，把什么“可以24小时练功”，“法身”“法轮”会帮助“清理身体”等等《转法轮》中的言论，一股脑儿地灌输给她。

　　自习练法轮功后，我严格按照“吃药会把业力压回去的”等要旨，不仅自己不上医院看病，也不允许家人去。事与愿违，这样练了两年，非但不见病情好转，反而加重了。我每天觉得脑袋沉沉的，太阳穴隐隐作疼，有做医生的邻居见了我多次提醒说：“老管啊，再不用药物控制，随时会发生中风等急性事件啊”；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儿脸色却愈来愈差，除了练功，对其他事一概提不起精神，还由于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旷工，被单位辞退了；妻子的身体更是糟糕，先是发展到了右半身不遂，又逐渐恶化成全身瘫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一向对我言听计从的姐姐，在我一次又一次的电话阻止下，强撑着只练功不吃药，致使视网膜病变，眼睛几乎瞎了。

　　尽管如此，我仍把这归咎于我们几个“自身的业力太重”。我自己愈加刻苦练功，连躺下睡觉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困倦了趴着打个盹再继续研练，认为凭着自己的这份意志力，“福报”马上会赐予我和家人的。我告诫家人不得半途而废，否则不但前功尽弃，还要遭报应。有一次，妻子小声嘀咕了句“这功是不是真有用啊？”被我听见，便大发雷霆，斥责说：“师父说过‘练了法轮功，就不可怀疑，否则会遭到诽谤和报应，将回天乏术’。”“师父的法身无所不在，对大法不敬，是要遭报应的”。非要行动不便的妻子到“师父”法像前认错才肯罢休。

　　在痴迷法轮功的这些年里，我极其虔诚地依循着李洪志所说的每一句话执行，甚至不惜违背国家法律法规而身陷囹圄。对于管教干部、社区志愿者一次又一次的教育和帮助，我充耳不闻，不屑一顾。妻子瘫痪在床，女儿无精打采，家里又乱又脏，而我却还是每天忙着制作法轮功宣传小册子和碟片，用来“讲真相”，以便尽快地“消业”、“长功”、“上层次”。

　　2008年，比我大八岁的姐姐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终年不到70岁。我知道此事赶到她家里时，已经是追悼会后的一星期了。当我责问两个外甥为什么不向我这唯一的亲舅舅报丧时，外甥声泪俱下地说：“我妈妈就是听了你的教唆，不肯上医院治疗，先是双眼失明，后是全身浮肿，最后我们强行送她到医院时，医生说是因为血糖长期得不到控制，导致肾脏受损，并引起了并发症。我母亲的病是活活给延误了，是你这个唯一的亲弟弟给害死的。”

　　面对愤怒的外甥，我无言以对。姐姐的死让我心灵受到一次强烈的冲击……

　　回到家，我开始思索这些年来我的修炼是否正确。后来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教育下，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终于幡然醒悟，最终看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

　　而今，面对终身瘫痪在床，整天以泪洗面的妻子，看着肝功能不正常发展成慢性乙肝患者，才三十多就消极悲观情绪低落的女儿，回想对我言听计从而专心练功，导致病情耽误去世的姐姐，我心痛难忍，悔恨交加！是我轻信了李洪志的骗人谎言，给家人，也给我自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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