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月圆夜，终于迎来了母亲的七十寿辰。大姐、二姐和姐夫们早早来到母亲家，在狭小的厨房里热火朝天的施展拳脚，不一会儿，一盘盘色香俱佳的菜肴就摆满了桌子。我和外甥们则争先为桌上的生日蛋糕插蜡烛，白白的奶油蛋糕上插满了红色蜡烛，煞是好看。我们围坐在父母亲的周围，在一声声“祝您生日快乐”的欢歌笑语中，我切下一块带有寿桃的蛋糕双手捧到母亲面前说：“妈，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年更比一年好。”

　　在摇曳的烛光中，我看见一串串泪珠顺着妈妈的脸颊悄然滑落，仿佛蛋糕上落泪的红蜡烛，母亲的心思只有我最了解，这样的场景不知她老人家期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后悔。

　　我叫于晴，家住包头市青山区，今年36岁，未婚，家中排行老幺，上面有两个姐姐。1995年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大姐家，想在这里找一份工作。可是没有想到，即使在经济特区，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种极度低落，对人生充满渺茫和孤独的情绪，如同高温闷热天气般弥漫开来，加上水土不服，身体也向我发出了“警告”，我在大姐家生病了，这时小区的邻居大姐告诉我练习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而且不用吃药。我带着些许的疑惑和好奇，随着她加入了练习者的队伍……就这样我走进了法轮功，开始了我人生中的一段歧途。

　　2000年，我在“师父”的引导下，和多名练功者来到首都天安门广场散发有关法轮功的传单，以为这样的“护法”可以赶上“圆满”的末班车。相恋多年的男友劝说我，不要参与这些事情了，也不要继续练法轮功了，可是鬼迷心窍的我哪里听得进他的劝告，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法轮功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一心一意地追随“师父”，按照“师父”的指示，寻求所谓的“圆满”。

　　为此我们不断发生争吵，男友此时的言行在我眼中，那就是魔，只有除掉这个魔，才能达到最终的“圆满”。为了除“魔”，我发疯般对待他。我和男友由激烈的争吵，甚至发展到身体的冲突。在苦劝无效的情况下，男友绝望地离开了我。可那时，我还欣喜地以为自己已经除掉了身边的“魔”，距离“圆满”又迈进了一步。

　　为了最终的“圆满”，我继续全心全意的参与“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中，甚至不惜动用父母的养老金，偷偷到外地参与“正法”。2004年10月24日凌晨，我在一次法轮功的地下组织活动中被抓住，这天恰巧是我30岁的生日。在拘留期间，社会反邪教志愿者多次来找我谈心，拘留所的一名民警阿姨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着我。他们的无私和纯洁深深打动了我封闭的心，我和他们热烈地交流，倾诉我自己内心的孤独和许多想法……思想的春风终于融化了我心中的冰点，也让我从“圆满”的梦幻中回到了现实世界。回想这30年走过的人生路程，我都做了些什么呢？前20年按部就班的在学校读书，走出校园后的10年，除了练功，参与法轮功活动，其余的人生经历都是一片空白，没有稳定的职业、没有收入、没有自己的家庭、孩子，人生在我这个年龄所该拥有的，我都没有，一无所有。

　　拘留期满后，我回到家中打算找份稳定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活。家里人商量后，决定带上我去外地住一段日子。年迈的父母一趟一趟地陪我先后来到连云港、深圳、哈尔滨等城市。我和妈妈在异乡的街头，头顶太阳，从一家、一家的中介公司中寻找工作，再挤公共汽车，上车、下车、倒车、面试，失败，反反复复，晚上回到旅馆时候，帮妈妈打洗脚水的时候，才发现妈妈的腿和脚都是肿的。我边给妈妈洗脚边哭，原来妈妈也是会老的，身体也是会差的，我都三十好几了，还是这样的没用，还要她这么大岁数的人为我操心，陪我折腾。这些年，我只顾习练法轮功，一心一意追随李洪志，寻求“圆满”，还痴痴的以为“师父”会给我指示和安排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练功更重要的了。至于母亲生病与否，那时与我是无关紧要，对于母亲的规劝和苦苦哀求，我更是置若罔闻，甚至认为母亲是我“修炼的羁绊，圆满的障碍”，只有“脱离社会、放下家庭才能圆满”。来到现实社会，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点生活阅历、工作经验和竞争力，甚至在用人单位的面试间，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提问，找工作是处处碰壁，还要年迈的母亲一趟一趟陪我东奔西跑。一想到这些，我后悔极了，要是当初听了男友的话，我们该是多好的一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我和父母决定再次返回家乡。社区的志愿者了解我的情况后，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给我报名参加了再就业培训，还帮我介绍工作岗位，这些都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久违的笑容又慢慢爬上了我的脸庞，每天上班前，站在镜子面前，我都对自己说，要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好好工作，努力生活。现在我在一家经营物流的公司里担任内勤，每天按时上下班，生活很规律。当然，我还要继续追寻我的爱情，就像刘若英在《后来》中唱到的一样，“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离去就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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