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申彦丽，现年30岁，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我曾是一个痴迷的法轮功习练者，为此，我和我的家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今，虽然我早已从噩梦中醒来，可是我害怕安静，害怕回忆，害怕忆及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那些满是悲痛、酸楚、羞耻、苦涩的回忆时常像刀割一般撕扯着我的心。

　　1998年底，我的母亲徐松朵在邻居曹香兰的介绍下得知练习法轮功可以包治百病。因当时母亲有病在身，且家庭拮据，母亲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练习法轮功，出于好奇，我也跟随母亲一起练。修炼一段时间以后，母亲感觉身体比以前好了许多，母亲认为法轮功真的具有“神奇功效”。从那以后，在母亲的带动下，我终日“学法”、打坐修炼、和“功友”交流心得，对李洪志宣扬的“真善忍”、“功德说”、“圆满说”向往不已，逐渐痴迷其中。我自认为找到了一片净土，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并为此欣喜万分。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对此我感到既震惊又愤怒，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忽然就不让练了。在李洪志“走出来讲真相不是错”的蛊惑下，2000年6月27日，执迷不悟的我和母亲、曹香兰三人一起到了北京，准备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为“师父”鸣冤叫屈。后被公安人员及时发现并将我们遣送了家。

　　2000年，我刚满20岁，还是郑州师专的一名大四学生。原本我是一个勤奋好学、性格活泼的好学生，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可是自从练上法轮功以后，我便荒废了学业，终日沉默寡言，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为此，班主任多次语重心长地劝告我说：“申彦丽，不要再练了，这样会毁了你大好前程的。”“你还是学生，应该专注于学业。”那时，我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像紧箍咒一样牢牢控制着我，令我整个人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不由自主地冲向无底深渊。李洪志说：“人就象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李洪志还说：“练功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我非常相信“师父”的这些话。

　　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修炼者，达到“圆满”，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不再学习，不再读书看报，不再参加任何文娱活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转法轮》，满脑子都是法轮功的东西，完全失去了自我。2000年8月，为了修炼法轮功，我选择了放弃学业。

　　我的父亲患有肝硬化，长年卧病在床，弟弟还在读小学。原先，是母亲和我共同挑起了赚钱养家、照顾父亲和弟弟的家庭重担。虽说日子过得清苦，可一家相亲相爱，生活也算其乐融融。练法轮功以后，我和母亲整天忙于做资料，“讲真相”，还经常去外地“弘法”，经常三五天不着家，这对本已困顿的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其间，看着日夜惦记我和母亲在外安危，天天倍受精神和病痛双重煎熬的父亲，我也曾于心不忍，也曾扪心自问：“我这样做对得起我的父亲吗？我是不是该在家照顾照顾患病的父亲和正在上学的弟弟呢？”每当此时，李洪志的“经文”就会条件反射般在我脑海中跳跃出来：“修炼就得在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一人修炼，全家受益”，我想：只要我坚持修炼，“师父”一定会管我们的，父亲的病也会好起来的。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我硬起心肠，抛下体弱多病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弟，走出家门。由于家庭原因，我的弟弟没有和同龄人一起完成学业，早早辍学。因长时间无人照料，未及时就医，2002年初，父亲的肝硬化就已经恶化成肝癌，我们一家人居然都毫无觉察。2002年的一个冬夜，父亲绝望地离开了人世，他是睁着眼睛离开我们的，他走的时候，没有人陪伴在他身旁。

　　父亲的去世，依然没有令我觉悟。2004年底的一天夜里，我突然发起了高热，汗把衣服和被褥全部浸透了。我认为这是“业力”所致，我连忙起身打坐练功，背《转法轮》。就这样，高烧持续了两个多月之久，我一直咬牙硬挺着，不吃药，不打针，坚持练功、“学法”，并以此来“消业”。后来，上门帮教的反邪教志愿者及时发现了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我，并将我送到市人民医院诊治。经过检查，医生告诉我：“幸亏发现的早，再晚一些你就没命了。”此时我才得知，由于长期高热不退，我的左肺叶已化掉，右肺叶已穿孔，命在旦夕。经过医生的抢救，两个月之后，我恢复了健康。这次性命攸关的“消业”经历，也令我彻底告别了对邪教的痴迷，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痴迷使人麻木，清醒令人痛苦。多年来，我的心灵创伤始终无法愈合，每每触及都倍感刺痛与忏悔。我对不起我自己，年届30的我，没有学历，没有职业，没有成家；我不是一个好姐姐，因为没有文化，如今我的弟弟只能去打临时工；我是一个不孝的女儿，每当想起我那死不瞑目的父亲，我都幻想生活能再来一次，幻想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不孝的女儿在您膝前端茶送药，陪伴您走完最后的时光。可是，这种深深的亏欠今生今世我也无法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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