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爱玲，今年33岁，家住胶南市滨海街道办事处。在练习法轮功前，我和男友一起就职于青岛一家外资企业，是令人羡慕的白领阶层，但自从我俩陷入法轮功后，男友自杀，我的事业也毁掉了。

　　那是1997年，刚刚二十二岁的我大学毕业后和热恋中的男友一起顺利进入青岛一家外资企业，经过努力，我很快成了企业的一名日语翻译，男友也成了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那时我俩工作积极肯干，业务能力又棒，深得老总器重。

　　可美好的日子总掺杂着一丝无奈，由于工作繁忙和压力过大，我经常出现失眠、头痛、眩晕等症状，整天感觉昏沉沉的，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为此特别苦恼。一位客户推荐我去练法轮功，并送我一本《转法轮》的书，说只要按照书上说的去练，不但能治愈我的失眠、头痛、眩晕等到症状，而且还可以强身健体，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修炼起了法轮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功后，我感觉我的那些症状明显轻了，睡眠质量也大有提高，身体也变得轻松舒服了。其实现在想想，这是有规律地起居、适当地运动加上心理调节的作用，我却错误地将这种变化归结为法轮功特有的功效，从此对“法轮大法”深信不疑。一有时间就反复阅读《转法轮》一书，看法轮功录像，听法轮功磁带。当时《转法轮》一书我都能背诵下来。

　　如此“修炼”的结果，让我相信了“业力”、“上层次”、“圆满”等理论，对李洪志所说的话越来越听，越来越信，简直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修炼“圆满”成了我最大的追求。在我的说服影响下，男友也跟我一起修炼起了法轮功并日渐痴迷。从此，我们不再是事业上比翼双飞的情侣，满脑子都是两人比着如何“修炼”如何“上层次”，工作上再也不用心了。

　　由于我的工作比较特殊，接待应酬是常有的事，但对当时已经痴迷并深陷其中的我来说，觉得接待应酬纯属浪费时间，有次因工作太忙几天没有练功，我竟忍不住在酒桌上大哭了起来，搞得日本客人和中方领导莫名其妙。回来后领导批评我这一阶段的表现太反常了，再不注意，会影响中方形象的，我与其针锋相对，当场就宣传起了法轮功，虽然被领导批评，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心里还在想：你们这些“常人”，如何懂得我“师父”说的那些高深的宇宙之理呢！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我心里忿忿不平。这时，“师父”发出“经文”要我们这些大法弟子赶紧“走出去护法”。我毫不犹豫地拉上我的男友，从7月到国庆节期间2个多月的时间，连续三次到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讲真相”、“护法”，开始了一系列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为此，我和男友都失去了别人羡慕不已的工作。

　　当年国庆期间，迫于各方压力和亲朋好友的劝说，我俩也曾暂时脱离了法轮功，生活也一度趋于平静，但却成了其他功友眼中的“叛徒”。

　　2000年，在明慧网的蛊惑下，在过去功友的鼓动下，我俩本已封存的心又复苏了，认为上京“护法”是“师父”安排的“考试”、“过关”，每进京一次，就会提高一个“层次”。于是，在2001年元旦之际，我和男友再次到北京“讲真相”，“护法”，被遣返回青岛。

　　回来后，我心里很恐惧，不是怕面对处罚，而是害怕一旦被转化了，岂不是“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绝不能因此半途而废。为证明对“师父”的忠心，也为了能够尽快“圆满”，我和男友商量要伺机结束生命，因为李洪志说过，在反迫害中即使失去生命，也是“圆满”了。于是打开窗户，男友跳了下去当场身亡，我被发现阻止未跳成。失去了男友，我不但不心痛，反而埋怨家人阻挡了我的“圆满”，之后的我更是变本加厉，更加疯狂地参与到了法轮功的违法活动中。

　　见我精神如此反常，家人把我送进了心理矫治中心，开始我还是顽固不化，处处与帮教志愿者作对。后来，在帮教志愿者的耐心劝解和帮助下，我终于幡然悔悟，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脱离了法轮功的精神控制。

　　如今，我已结婚生子，生活步入了正常轨道。为了让至今仍痴迷法轮功的兄弟姐妹吸取我的教训，也为告慰天堂的男友，我把我噩梦般的真实经历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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