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晓东，24岁，河北省平泉县人，现在石家庄上大学。我的父亲王健华，1957年11月出生，高中文化，原是县粮食加工厂厂长。

　　父亲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30多岁便升任粮食加工厂厂长。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逐渐患上了高血压，常年吃药降压。1996年，家乡企业改制，加工厂倒闭，父亲成了一名下岗职工。一个朋友介绍说：“你练练法轮大法吧！这是一种新气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消业治病呢！”就这样，父亲练上了法轮功，停了降压药，并劝说母亲一起练。

　　父亲遇事爱较真、认死理儿，用我叔叔的话说就是父亲“一根筋，一条道跑到黑”，只要是他认定了的事，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到了1998年，父亲练功已经十分痴迷了。每天早上5点半，父亲就骑着三轮车，驮着音箱、大喇叭等设备到电影院广场占场地，跟着五六十名“功友”一起听着“师父”讲法的磁带集体练功，一练就是两个小时；中午吃完饭，自己在家边研习“师父”的经书边练功，又是两个小时；晚上，和母亲一起看着“师父”“讲法”的光盘，“共同进步”，练功“学法”，至少两个小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经常见父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学法”，有时候早上起床了，看见父亲还在那“学习”呢！

　　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以后，叔叔劝父亲别再练了，可父亲就是不听，不但没有中断练功、“学法”，还离家出走，四处“弘法”。

　　父亲当时是带着“治病健身”的目的练功的，可在“学法”的过程中，父亲完全相信了李洪志“消业”、“上层次”、得“圆满”那一套东西，而他的身体也并没有好转起来。

　　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见屋子里一群人，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神呆滞，母亲正对着父亲打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心里一惊，忙问母亲：“妈，爸怎么了？”母亲不抬眼，也不理我，径自忘我地念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急了，忙上前去推搡父亲，奶奶一把拉过我，泪眼婆娑地说：“东东啊，快劝劝你妈吧，你爸都这样了，赶紧送医院吧!”原来，父亲下午打坐练功时，突然倒地，昏迷不醒。大夫说是高血压引发的脑血栓，不太严重，虽然已经苏醒，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身体疲劳过度，最好送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可母亲死活不让，视大家为洪水猛兽，是他们修炼路上的“魔”，并叫来了他们的“同修”、功友，赶走了正给父亲输液的大夫，说只要“提高心性”，坚持给他发功，病就会不治自愈。我愈发急了，哭闹着要送父亲去医院，却遭到了父亲“功友”们的一致反对，他们堵住门口，不让我和叔叔靠近，为母亲“护法”，还口口声声地说：“我们是在给他治病、‘消业’，打针吃药不管用，‘师父’一定会保护他的，发功时不能打扰，不然‘师父’会降罪到你们头上……”

　　从此以后，父亲就把这次病好全部归功于法轮功，并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夸大其词后四处宣扬，逢人便说“法轮大法好，治好了他的脑血栓”。事实上父亲仍然血压不稳，经常头晕、头疼。

　　这期间，“师父”一篇又一篇“经文”像给父亲注入了兴奋剂似的。于是，父亲除了练功、“学法”外，更加热衷于各种“活动”，他和功友一起大多在我们当地“行动”，有时整晚整晚的不回家，后来逐渐到辽宁凌源、内蒙宁城一带“弘法”，一走就是好几个月，也不给家里捎信。再后来，奶奶病危，我和叔叔托了好些人也联系不上父亲，父亲回来后我向父亲哭诉奶奶去世的消息时，他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好像去世的是个陌生人，第二天就又走了。这一走就是三年，杳无音信。在2002年，父亲因从事法轮功非法宣传受到法律处罚。2005年，父亲出来后，没有选择回家，而是继续在外地“弘法”，偶尔回来一两天，马上又走了，我和父亲几乎没有过交流。那几年父亲老的特别快，四十多岁头发就都掉光了，看上去像个60多岁的老头。

　　2008年，父亲终于回来了，不再出去“弘法”。父亲的血压越来越高，身体也越累越差，血压上来时常常用头撞墙，撞完就翻开《转法轮》来看，嘴里还念着：“向内找，向内找。”我劝说父亲别再练了，让他看看自己这几年都被法轮功折磨成什么样了，得吃药控制血压。可父亲不以为然，说自己走的是“救度众生、成佛成仙、求圆满”的“正道”，不是你们“常人”能够理解的，他也没有病，血压一点也不高。

　　2009年，父亲由于长期血压不稳引发脑梗塞，导致偏瘫，仍拒绝就医吃药。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照顾，他也不领情，对我十分冷淡，甚至连一句体己话都没有，但仍然不忘“学法”。我急了，撕烂了《转法轮》，父亲和我大闹一场，并以死相逼。我没办法，只好依他。

　　由于长期的拒医拒药，2010年4月，父亲病情再次加重，完全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却仍然坚持不去医院。我和叔叔将医生请到家里，父亲极不配合，死活不让输液。

　　2010年7月7日，年仅53岁的父亲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责任编辑：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