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赫运修，男，现年65岁，河南省南乐县商务局招待所下岗职工。

　　1994年因单位效益不好，我从县商务局招待所下岗了，回到家后，除了接送孙子上学外，没有其他别的事做，常言说得好：“人闲的时间长了就会闲出病来”，血压高、血脂稠、心脏病接踵而来，到医院检查看病、买药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也花去了我仅有的下岗补助。

　　1996年12月，我与熟人孙守正（原县教育局退休干部）和郭全有（原南乐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在一块吃饭闲聊，他们两个给我介绍说：“练习法轮功不但可以祛病健身，等练功‘圆满’后还可以随师父回‘天国’”，还给我举了许多练功治病的例子。就这样我加入了练习法轮功的行列，并很快达到了痴迷，先后发展了多名法轮功练习者，我也成为了附近几个村的练功点联络人，负责组织功友相互学习、交流练功心得。后来在李洪志歪理邪说的蛊惑下，我先后组织参与了三次为法轮功“正法”事件。

　　第一次，村民推倒李洪志在岳飞庙题词的石碑，我们赴省会“正法”。1999年7月12日，我和其他功友正在葛敬梅家交流练功感受，忽然来了一个安阳姓李的功友通知我们：“汤阴县岳飞庙李老师题词的石碑被推到了，师父已经传话了，要求我们附近地市的大法弟子抓紧把碑立起来，明天安阳和鹤壁的大法弟子都去”。我和张付轩、葛敬梅、郭全有、张敬斋、苏彩霞等在场的功友商量后，决定明天去汤阴县，就对来的这个人说：“明天我负责组织我们县的大法弟子去和你们一起立碑”。

　　晚上，我连夜通知县里几个练功点的负责人，让他们组织学员明早一起去汤阴县“正法”。7月13日早晨，在葛敬梅家集合了大概有十七八个人后，我们租了一辆面包车前往汤阴县岳飞庙。到了那之后，看见李洪志题词的石碑已经移到房子后面。当地大法弟子说，很多学员去安阳市政府了，要求政府把碑重给新立起来。随后，我们也跟着去了安阳市政府。到那后，大门口已经聚集了好多大法弟子，纷纷要求市政府给个说法。最后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说第二天给意见，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功友住在了一家旅社等消息。

　　7月14日，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们回去吧！”，当时有的大法弟子就说：市里解决不了，咱们就到省里去。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地市的大法弟子们又坐车去了郑州。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省信访办，信访办的同志听了我们说的情况后，让我们回去等通知。当时去的大法弟子都不愿回去，最后，还是县里来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都劝了回来。

　　第二次，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我们进京“正法”。1999年7月22日，国家宣布依法取缔法轮功。当时我和其他功友们都想不通，对国家取缔法轮功不理解，决心要为“大法”讨说法。10月20日，我带孙子去医院去看病，在路上遇见了功友张爱淑，她问我“你现在还练法轮功不”，我说“还练着呢”，她就说“现在国家已经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了，大法弟子得想想怎么办，我们商量着去北京‘上访’，你去不去？”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去，什么时候走”，她说“后天晚上走，在县城南环城转盘集合。”

　　第三天，也就是10月22日晚上，我从家里骑着自行车来到县城转盘东南角，在约定的地点等着。大约半个小时，张爱淑、王社芬、王翠珍、杨可存等11名功友都到齐了。晚上10左右我们拦了一辆去北京的长途客车，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到了北京车站，然后又坐了一辆中巴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下车后，我们刚坐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就走过来问我们：“种完麦子了”，我说：“种完了”，那个人说：“来北京干啥呢？”我说：“来打工，找点活干”，他说：“你这么大年龄了，还找啥活干，真善忍是不说谎的。”这时我才知道他也是个法轮功练习者，是北京负责接我们的。那个人就问我们：“你们来时都带身份证了没有？”我说：“带了”，那个人就说：“我先给你们安排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和两位两名男子让我们坐上车一起来到了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并对我们说：“你们没事不要出去，如果外面有什么情况，我再通知你们”，随后他们就走了。我们在旅馆里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期间不敢出门，吃饭也是派一个人出去买来在旅馆里吃。直到10月28日晚上，我们接到通知去天安门广场“正法”，可还没有走到广场就被公安人员查住了，当晚就被送回南乐县。

　　第三次，为实现追随“师父”回“天国”的梦想，进京“正法”。李洪志在《华盛顿CD讲法》和《梅花诗》里说，“大法进程分两步走，前十年为正法时期，后十年为法正人间时期。我个人悟到2002年春节以后，梅花盛开时大法将在人间显真相，证明事实。”于是，为了能尽早追随“师父”回到“天国”，我决定再次到北京“正法”。

　　2001年12月28日，我到功友王章管家中练功，我给同去的几个功友说：“外地的弟子都去北京‘正法’了，你们去吗？”经过一番商量后，大家都同意去。然后我又联络了清丰县的功友李银增，让他再组织几个人和我们一起去北京。12月29晚，李银增告诉我已经召集好了9名大法弟子，还给我送来了7个宽15公分长60公分的黄色标语横幅，上面印的内容是“法轮大法是正法”。临走时，我对他说：“明天下午4点我们各走各的，你负责组织你们县的大法弟子走，我负责我们县的大法弟子走，咱们到北京集合。”

　　12月30日上午，我和其他六名法轮功功友在王章管家集合好后，我把横幅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并嘱咐他们说：“南乐县北边有个检查站，为了方便不被发现，咱们分头行动，在过了检查站的五花营村集合，然后一起坐车去北京”。下午4点，我从家里步行到公路口拦了辆出租车，让车把我送到了五花营路村口，在一个小饭店门口等他们。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王爱环、赫进方和他媳妇李战芳也坐车到了，王章管和他媳妇，还有一个清丰县的刘洪武一起到的。我们截了一辆从周口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第二天早上3点多钟，我们到了北京莲花池汽车站。下车后，先找了一家小饭店匆匆吃完早饭后，打算立刻就赶往天安门广场“正法”，在去的路上就被当地派出所巡警拦住了，并从我们几个人身上搜出了法轮功横幅。至此我们导演的这场荒唐的进京“正法”闹剧草草收场。

　　如今回想起自己组织参与的这三次“正法”事件，真是既荒唐又可笑，真犹如噩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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