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忠平，今年57岁，家住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三代都是朴实厚道的农民。我小时候家里穷，弟兄五个只有我勉强读完了初中。家里总算出了个识文断字的。虽然终日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农闲时我还是借来几本神话和武侠小说打发时光，偶尔也对书里的飞天遁地、盖世神功啥的向往一阵儿。

　　80年初，农村赶上了好政策，我凭着年轻力壮、头脑灵活外出打工挣钱，有了一些积蓄。后来建筑工程慢慢火起来，我就又从亲友处筹措了一些钱，购买了二台抓钩机，雇了几个人，托人找门路揽了几笔活儿，开始干了起来。几年下来，自己不但还清了借款，还盖起了全村第一个二层小楼，添置了彩色电视机、冰箱等一些在当时算得上很奢华的家用电器，家庭可以说是妻贤子孝，和睦美满。虽然每天在工地起早贪黑、吃苦受累的，可回到家身子骨舒坦，心里也踏实。那个年月，我年收入就能达到三十余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户和“大能人”。

　　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偶然的遭遇，险些使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1995年的夏天，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偶然翻看了一本名叫《转法轮》的书，并被里面的“功效”、“成佛”、“祛病健身”等内容所吸引，加上这位朋友的一顿吹捧，我就回家照样子开始习练了起来，由最初的好奇偶尔习练，慢慢变成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由于“悟的好”、“悟得深”，我很快成为马三家地区法轮功习练者中的骨干。在最初习练的一年里，自己还能一边搞工程，一边习练。随着“功力”增长，“悟性”增加，对“升天圆满”、“提升境界”、“度人”等现在看起来很荒诞内容已经达到相当痴迷的程度。每天的时间几乎全部都用到“练功”“学法”上去，除此之外的事一概不闻不问。工程质量越来越差，经济收入越来越少。

　　我不看其它书、报、不看电视，整日沉浸在习练法轮功上，还不停地买书、买磁带和与功友聚会一起“学法”、“悟法”，为了“弘法”，三更半夜也要起来散发“真相”资料。随着练功的投入，1997年工程延误了工期，对方找我索赔违约金，一下拿出40余万元。可此事，并没有动摇我练功的决心，依旧“坚修大法心不动”。到了后来，我根本无心料理工程，机械丢在一边任凭风吹雨淋，家中院落杂草丛生。

　　没有经济来源的我，生活逐渐捉襟见肘，原本十里八村的“大能人”渐渐穷困潦倒，东家借西家窜的勉强维持生活。面对妻子儿女的眼泪，我无动于衷，面对父母、亲友的苦口婆心劝导，我也是毫无悔意，最后，妻子一气之下跑回娘家，亲友也都不愿再搭理我。众叛亲离不但没有使我感到一丝一毫的觉醒，反而心里到生出一丝窃喜，认为自己终于战胜了“心魔”的考验，突破了“名、利、情”三关，“功力”又得到了“提升”，又上到一层更高的“境界”。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后，我不仅没有醒悟，反而在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在一些“功友”的鼓动下，我参加了多次所谓的“护法”活动，并在活动中表现“积极”，认为这是向“师父”表忠心,，在修炼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于是我外出“弘法”越来越频繁。2002年9月我跟着几位同修打算进京“弘法”。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查控，我们没有直接进京，而选择中途下车步行前往。由于劳累过度，我突然腹痛（后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几位同修在旅店内为我发一阵功，看没啥效果，就对我说：“你先忍忍，现在向北京发正念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几个冲着北京的方向打坐发功。我蜷缩在床角，疼得豆粒大的汗珠直往下掉。当晚公安机关查店，他们把我扔到床上，就都不见了。我挣扎着想往外跑，可是到了门口，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告诉我，多亏民警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如果再晚来一会儿，阑尾炎发展到穿孔，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半个月后，我出院回家。反邪教志愿者给我讲佛家的善、道家的真，讲了许多法轮功人员自焚、剖腹、跳楼却都未见“圆满”。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思想慢慢有所转变。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家里破败的院落，闲置多年锈迹斑斑的抓钩机，以往全家其乐融融的场景又在我的眼前浮现。我心里一直在问：“练功为了啥呢？当我重病缠身、危在旦夕的时候，李洪志在哪儿？相反却是警察救了我的命，谁才是真正的‘善’。”回想起往日一幕幕可笑的行为，疯颠的举动，我心里感到的只有惭愧。“天国”、“成神”的梦想不过是把我推向家境落破的骗人鬼话。

　　2007年，马三家街道进行景观路改造，村里主动找到我，将土方工程承包给了我。考虑到我没有资金周转，又预先支付了我三万元工程款和五吨柴油，帮我顺利地完成了工程。这几年，在政府的扶持下，我家的哥们儿五个奔着致富路拧成了一股绳，家庭收入连年翻番，我在外挣钱，媳妇安心持家，孩子又上了大学，我重新装修了二层小楼，购买了小轿车，如今我又成了十里八村响当当的“大能人”！

刘忠平和他新买的私家车

刘忠平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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