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柳谨，女，今年47岁，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我父亲柳仁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校领导；母亲唐静，西安导航研究所干部。父母都是文化修养和人品很好的人，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的学习和表现一直都很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任教。我们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因为法轮功，父母双双早逝。

　　事情还要从我的身体说起。我是过敏性体质的人，得上了严重的哮喘病，虽四处求医问药，但久治不愈，常常正在给学生上课，病情就发作了，上气不接下气，严重影响着我的学习和生活，我为此十分烦恼，父母也很焦虑。

　　1996年7月的一天，母亲下班回来告诉我：“你的哮喘病有治了，现在外面有一种功法叫法轮功，能包治百病。”并给了我一本从同事哪里借来的《转法轮》，我翻了一下，觉得不错，就一口气把它读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把母亲叫醒，告诉她“如果这个功真的像书上说的那么好，您的高血压肯定也能练好，要是早三年这个功研究出来的话，我姐姐也不会病逝”。提到姐姐，母亲伤心不已，父亲赶紧转移话题，说：“既然这个功这么好，我们全家一起学习吧”。很快，我和母亲上街买回了《中国法轮功》书和磁带，打那以后，我和母亲早上到练功点练习，晚上回来教父亲一起练，一家人感到十分愉快。一段时间后，我的哮喘病似乎真的好些了，母亲的高血压也得到了有效控制。从此，我们全家人坚信法轮功是好功，一定要好好练功，决不让姐姐的悲剧重演。

　　1997年底的一天，母亲突然感到头晕、头痛和恶心，吐了好多食物，全身无力动弹不了，我和母亲都想到这是“业力”所致，这是在还“业债”。第二天，母亲好些了。不久，我的哮喘病也开始不断反复，并有严重的趋势，但我们并不想去医院治病，我们都坚信这是法轮功神奇的“业力”在发挥作用。

　　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悲也可笑，我们竟然愚昧地为自己感受到了法轮功的“业力”而兴奋，认为现在身体所承受的折磨是“师父”对自己的考验，我和母亲“学法”“弘法”的热情更加高涨。那时，我们像着魔似地到处宣扬法轮功的神奇，宣传自己的“业力”，还专门在家里腾出一间房，正中央挂上李洪志的画像，摆上贡品，把李洪志像神一样供起来，一家人在房间练功、“学法”，写心得体会。

　　由于我们的虔诚和努力，母亲被选拔为练功点负责人，开始承担站点许多繁琐的组织工作，而我也十分热衷于帮助母亲去做那些工作，认为那样可以“消业”。然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练习法轮功上，我们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渐渐地放弃了对事业的追求。到单位去的少了，对工作也不认真了，学生和同行都对我有不少反映，领导认为我也不适合在教学科研岗位上继续工作，把我调到了出版社工作。这期间父亲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敬业了，也常常晚去早回，全家的变化，让周围的人很不理解。但是，只要一谈到法轮功，我们就精神抖擞说个不停，只要知道有人生病了，我们就告诉他不用吃药打针，只要练习法轮功，病就能好，告诉他们生病是身上的“业力”所致，练功能消除“业力”。

　　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我们全家人感到很不理解，无法接受。父亲是领导干部，必须要执行政策，他交出了有关法轮功的资料，而我和母亲在外面不练功不“学法”了，回到家里，依然在我们的“练功房”抓紧一切时间练功，父亲对此睁只眼闭只眼。

　　有一次我正在“练功房”练功，突然不停地打喷嚏、流泪，并剧烈干咳，我坚持继续练功打坐，不一会开始胸闷，呼气困难，为了能顺畅的呼气，我改变了打坐姿势，头向前伸着，双肩耸起，双手用力撑着，用力喘气，父母听到后，父亲坚持叫救护车把我送医院，母亲坚决阻止，两个人争执不下，差点动手，最后母亲把父亲轰了出去，但父亲还是叫了救护车，等救护人员赶到时，我已经基本缓解了。母亲冲着父亲说：“你这个死老头子，不听我的话，练习法轮功就是能治病，你还不相信，没有吃药打针，病不是好了吗！”我的恢复使我和母亲又一次更加坚信了法轮功的神奇，认为是法轮功把我们一次次从病魔中解脱出来。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2003年10月3日，我母亲正在练功时，突然倒在李洪志的像前，从此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经过检查是突发脑溢血猝死。母亲的突然过逝，给了我和父亲非常沉重的打击。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和母亲那么虔诚地练功，“师父”怎么不保佑母亲呢？父亲也从此精神恍惚，不到一年也去逝了。

　　父母的离去，令我万念俱灰，精神无所寄托，更令我不解的是曾经向我“弘法”的人面对我的境况，个个都神秘消失，不知去向。这时，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断地来安慰看望我，渐渐地温暖了我麻木的心。我终于醒悟了。

　　我后来才懂得，母亲和我病情之所以得到过控制，是心理暗示和适度锻炼的结果，只是短暂的缓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我们却走火入魔，走到了我永远失去父母的万劫不复的悲痛境地……

【责任编辑：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