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曾萍，1981年从荆门市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一银行工作，丈夫是我在学校时的同学，在企业做财务主管，我们夫妻感情很好，经济环境在当地也算优越，后来生下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虽然平淡却很幸福。

　　1997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开始流行练习法轮功，有一天单位同事在闲聊中向我介绍了法轮功，说这个功看似简单，其实作用很大，修炼法轮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祛病，有病也不用打针吃药，不用花钱就可以治好病。因为我生小孩留下了产后综合症，剖腹地方时常疼痛，经过一段时间的服药治疗也不见好转，所以马上被她的话深深吸引了，没有过多考虑就随她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队伍。

　　刚开始练功的时候，我严格按照套路每天练习，觉得日子过得很充实，身上的病停药后也像有了点好转，当时我不知道那是经常运动的结果，还愚昧地认为这是练习法轮功带来的功效，从此，对法轮功我更加深信不疑。

　　在多次参加省、市和本地组织的练功心得交流会后，我由昔日的练功演变成了后来的“学法”，整天抱着《转法轮》看，还买来了“师父”的画像、光碟和打坐坐垫，把“师父”当作神一样膜拜。那段时间我经常请假不去上班，单位领导找我谈了好几次，苦口婆心地劝我，但是我那时已经对修炼法轮功越来越痴迷，一门心思去追求“圆满”，根本不愿意花费练功的时间去上班，按照几个“同修”的说法，上班是没有“上层次”的人做的事，还不如把时间用在练功打坐上。因此我对单位领导的话根本不屑一顾，最后干脆办了停薪留职，一心一意在家修炼。

　　单位，家庭成了我修炼成“佛”的绊脚石。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去掉情、欲，不放下常人心就修炼不好；只有放弃人间的一切情爱和欲望才能上层次，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为了加速提高修炼“层次”和早日实现“圆满”的目的，我放弃了亲情。全身心投入到练功“学法”之中，家里的事一概不闻不问，丈夫几次忍不住劝我，让我别练什么法轮功了。我不但不听，还对他破口大骂，说他没安好心，纯粹是嫉妒我“上层次”，做“人上人”。丈夫被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收拾了东西就搬离了这个家。

　　女儿当时正在读高三，正是即将面临高考这一大人生转折点，本来她在班里的成绩非常好，人又懂事又听话，由于我只顾修炼法轮功，对她的事漠不关心，饮食方面能简则简，渐渐地，女儿在学习压力加大，营养跟不上，同时又找不到人倾诉的情况下成绩越来越差，原本活泼性格的女儿如今也变的沉默寡言，在高考中名落孙山。考试成绩对女儿打击很大，她恨我，恨这个家，成绩出来没几天就跑去广州打工，再也没有回来。

　　家人纷纷离我而去并没有让我清醒，当时我还觉得是没有了阻碍，卸下了负担，对练功“学法”更加用心了。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没有因此而打消对追求“圆满”的愿望，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偷偷“学法”、“练功”。

　　2000年6月，李洪志发表《走向圆满》“经文”，我的情绪被打乱了，我觉得“师父”在召唤“弟子”去“圆满”，作为修炼者，修炼为了什么？不就是追求“圆满”吗？决定寻找时机，走出去“弘法”。2000年7月，我搬到同修家里住，一边和他们切磋功法，一边印制法轮功资料。期间，我们还悄悄到各街道、附近乡镇散发法轮功资料，并同几个功友在广场游乐园集体打坐、练功。后被群众举报，经教育训诫被父母带回家。

　　2000年11月，我身体的疼痛病又范了，病情更加严重。在学习“经文”时，时常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双腿乏力。在家父母千百次恳求我到医院治疗，但我仍然拒绝就医，吃药。因为“师父”说过：“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要想免除痛苦，就必须消业。而且只要弟子们能够忍受住病痛的折磨，就会使修炼更上一个层次。”我担心就医后打针吃药影响“修炼”，被“淘汰”，所以我父母的劝说当成我“圆满”路上的“魔”。

　　因为我长期拒绝就医吃药，病情越来越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颜容憔悴，身子疲惫脱发。2001年春季，我的小腹坠疼，腰部肿胀，双腿也僵硬，视力下降目光呆滞，邻居们看到我就像躲瘟疫一样，避而远之。父母不忍心看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强行把我送进医院。在医院，医生诊断为：产后出血身体没较好恢复，加上生活不规律，中断治疗，精神压抑造成的抑郁；并伴有甲状腺功能低下或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的表现。也就是患上席恩氏症候群病，俗称产后出血后遗症。当我父母听到医生这么说时，我母亲差点瘫倒地上，父亲连忙询问：“这病严重吗？怎样才能治好她的病？”，听到这些，我心底深处真是五味杂陈，心酸惭愧。住院期间，单位的领导、同事们都十分关心我，一趟一趟地来看我、劝我、帮助我。在医院一个多月里,是父母无微不至照顾，医生精湛的医术使我的病情得到缓解，逐渐康复。

　　如今，我再也不相信李洪志“法身”无处不在的鬼话，不相信“不吃药，不打针，能治病”荒谬言论，更不相信“圆满”这一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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