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黎忠岳，今年60岁，家住重庆市綦江县文龙新街43号2单元3-1。在接触法轮功前，我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妻子虽然没有工作，在家里照顾孩子，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我退休前在铁路工务段綦江工务修配所上班。由于上班比较辛苦，我左脚患有骨质增生，又有关节炎，平时和妻子吃完晚饭都要出去散步锻炼。

　　1997年5月，我和妻子在綦江彩虹桥散步时，看到一些人在练功，出于好奇我上前观看，从此就和法轮功结下了缘。当时听他们讲，说法轮功是宇宙间最上层“大法”，练后可以祛病健身、“消业”，修炼“圆满”后还能“成仙成佛”。起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练起了法轮功。经过一段时间修炼，我的身体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的关节炎不再那么疼了，精神也明显好些了，那时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随后还动员妻子和我一起练功。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想不通，很是想不通，认为法轮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一切是政府的“迫害”，修炼人没有错。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不仅没有选择放弃，而且变得更加执著。不能公开练功，那我就在家练，这样总没人管吧！那时，我和妻子一起常常“打坐”练功到深夜。然而，我女儿却很是反对我们夫妻俩练功，接连劝了好几次。有一次，她竟将我的练功磁带扔了，还撕坏了我挂在墙上的李洪志画像。我不理解一向听话孝顺的女儿怎么会这样对我，当时我和妻子好害怕女儿会遭报应。我越想越后怕，以至于后来和妻子干了很多蠢事。

　　记得那段时间，我们夫妻俩把修炼法轮功作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练功上。我还瞒着单位同事跑到外面“弘法”、“讲真相”、散发法轮功资料，向“师父”证明自己是“真修”弟子。

　　2000年底的一天，女儿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她就对我说自己头很晕，还有些恶心，感觉很不舒服。我当时没有在意这个情况，反而责怪她平时对“师父”不敬，干扰我练功，受到了“师父”的惩戒，认为这是“报应”。结果到了晚上，女儿发起了高烧，精神恍惚，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当时妻子有些害怕，问我是不是把女儿送到医院去看一看，我对妻子说：“身体有病是‘业力’造成的，只有消了业病才能好，我们现在给她发功治病，准没事。”我还跟妻子说：“我要让她知道‘大法’的神奇，以后她就不会再反对咱们练功了。”就这样，到了深夜两点多钟，女儿的状况越来越不好了，妻子心急如焚地守在女儿身边，而我却丝毫不担心。第二天早上，女儿的言行有些不对劲了，要么自言自语，要么忽然大笑，说某某喜欢她，某某嫉妒她，还有很多人在议论她、骂她，甚至怀疑我们在给她的饭菜中下毒，想毒死她……

　　就这样，我将病重的女儿一直拖到了当天下午。后来，女儿的情况越发糟糕，妻子实在忍无可忍了，打电话叫来了她兄弟，而后一起将女儿送到了医院。经检查，医生初步诊断女儿高烧不退造成脑膜炎，精神出现异常，建议先吃药、打针退烧，然后再到精神病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医生给女儿开了一些退烧药和五氟利多片、安坦、奋乃静，叮嘱我和妻子抓紧为女儿治疗。

　　可我抛开医生的话，不顾妻子的阻拦，硬是把女儿带回了家，还把医生开的药全给扔掉了。我那时一心想的就是：“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只要自己加紧‘学法’、练功，一定能治好女儿的。”后来，没有服药、打针的女儿凭借自身抵抗力退了烧，但精神状况却越发严重了。为防止精神异常的女儿在外发生意外，我和妻子商量，索性将她关在家里，一心想通过“学法”、练功来为她“消业”治病。

　　直到2005年夏天，我女儿的病情不仅丝毫未见好转，而且越发严重了，成天在家疯疯癫癫的，还经常用嘴咬人。妻子见状曾劝过我几次，让我带女儿上医院治病，但都被我拒绝了。

　　那年8月份，着急上火的妻子背着我将女儿送到了县精神病院，医院确诊女儿已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医生遗憾地对妻子说，像我们女儿这种情况，如果治疗及时，效果是很好的，治愈后发病率也比较低。可现在看来，女儿发病这么多年，且一拖再拖，已经彻底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基本上是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妻子听后，当场就差点“崩溃”了，发誓再也不碰法轮功。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也逐渐认清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并一步步走出了邪教泥潭。然而，我那年仅36岁的女儿，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因为我痴迷法轮功落得如此下场。看到成天疯疯癫癫的女儿，我的泪水只有往肚子里流。女儿啦，爸爸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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