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丘之貉”语出《汉书·杨恽传》。杨恽是是汉昭帝时的丞相杨敞与史学家司马迁女儿之子。有一次，杨恽听说匈奴单于被人杀了，便发感慨，“自古以来，各朝代的君王都如此，喜欢听信小人谗言，就像从同一个山丘里出产的貉（一种类狐狸的小动物），没什么差别。”（“古与今，如一丘之貉。”）汉宣帝听到这番话后十分生气，下令革去了杨恽官职。后人以“一丘之貉”来比喻有相同或类似丑态的人或事物。

　　说起“一丘之貉”，笔者联想到中国的法轮功和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以及各自的教主李洪志和麻原彰幌。李与麻原都出生于社会底层，“创教”均有出人头地的强烈动机；两种邪教都产生于东亚文化圈；“创立”时间相隔不久，奥姆真理教是1984年，而法轮功是1992年。最关键的是，两者的目的、具体手法、行为等如出一辙。相对应的是，他们在教主崇拜、聚敛钱财、秘密结社、危害社会方面的本质特征高度契合。以“一丘之貉”形容法轮功与奥姆真理教，恰如其分，以下略作比较评析。

　　其一，诱惑手法如出一辙：散布世界末日，塑造绝对权威，实施精神恫吓

　　在吸引和诱骗信众上贼船的手法上，李与麻原如出一辙，都是三部曲，先散布和宣扬世界末日将至，引起人的恐惧和绝望感；接着宣称自己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救世主”和无上权威，法力无人能及，使信众对其顶礼膜拜，绝对皈依和服从；对于质疑或想下贼船者，则以“淘汰”、“下地狱”等实施精神恫吓。

　　李讲，“在成住坏灭规律中就是该走向灭。这是宇宙的规律”，“宇宙毕竟到了不好的程度了，这一期生命就是该完结了”，“宇宙中不好的人往下掉，掉到宇宙的中心——地球。地球就是宇宙的一个垃圾站。”麻原在《人类灭亡的真实》称，世界已进入“恶魔支配操纵的时代”，“1997年至2001年之间一定会爆发毁灭性的‘世界最终战争’……人类将死亡90%。”

　　怎么办？两只貉不失时机地粉墨登场，都称只有自己一个才能真正救人，只有入本教（法）才能得救。麻原自称是“本世纪最后的救世主”，“奥姆教”已为“最终战争”作好准备；只有“入教才能得救”，因“奥姆教”能造就一批“超人”，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程度，把死亡人数控制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李的说法则更动听，也更离谱。他自称“宇宙主佛”，能让人“上层次”，修得“圆满”、成“佛道神”。“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没有做过的事，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法轮大法是唯一度人的“宇宙正法”，“正法嘛，这么大一件事情，是史无前例的。……从古到今，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师父早知道……才安排了大法弟子救众生。”

　　对于怀疑和试图脱离者，李和麻原的手法一致。李以棒喝、淘汰等进行精神恫吓，使信众在淫威下不敢轻易下贼船。而麻原则讲“轮回与地狱”，欲脱离奥姆教、或持批判态度者统统都要进入“地狱”，以此阻吓信徒。

　　其二，根本目的如出一辙：都为攫取信徒钱财，以供自己挥霍

　　李和麻原“创教”的原动力一样，都是控制信众大脑后进而攫取他们的钱财，供自己挥霍使用。

　　李和麻原不仅“创教”根本目的一致，他们的敛财手法也大同小异。一是通过出售教主的“灵物”（“法器”），以及收取报名费、治疗费来盘剥信众的血汗钱。李靠教人功法和“发功治病”获利284万余元；1992年至1999年底，他推销“法书”、“法像”、音像制品、徽章等“法器”获利4229万余元。李还亲自掌控所获钱物，不让他人染指。而奥姆真理教要求信众购买附有麻原“异能”的“灵物”，一小段胡须或每500毫升洗澡水开价3万日元，接受麻原一次所谓的“脑波信息”要缴纳1000万日元。信徒参加麻原主办的“进修班”，“聆听”3次得花费200万日元。短短几年间，麻原聚敛的钱财就高达1000多亿日元。

　　二是以“功德”、“圆满”诱使信徒“自愿”捐献。避居海外后，李鼓动“实力”弟子为项目“自愿捐献”，称发自内心的自愿捐献是“威德”。如有个叫王玉芝前后为李“奉献”所有积蓄达5000万元。而奥姆真理教要信众向教会“布施”个人甚至亲友的私人财产，包括房地产、现金、股票、金银首饰等，称“布施越多修行越深”。

　　聚敛的巨额钱财到了哪？李和麻原一样，恣意挥霍、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李置田产、买豪宅、开豪车、将全家办到美国，过着“上等人”的“高品质”生活。麻原饮用橙汁和从国外进口的食品，冰箱里存放着大量油炸明虾，身边随时有用不完的现金。

　　其三，组织体系如出一辙：都属非法的秘密结社，为实现政治野心之用

　　为了更好地控制信众，实现个人政治野心，李和麻原都利用法律和社会管理政策上的漏洞，在信众中建构起等级森严的非法组织体系，幻想在现代社会架构外形成一个内在的“秘密王国”。

　　先看法轮功。李把弟子引上贼船后，也逐步从组织上对其实施控制，幻想将弟子与现实社会隔离开。据警方调查表明，在顶盛时期，李及“法轮功”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总站39个、辅导站1900个、练功点2.8万个，控制210多万弟子。李还极力物色所谓“政治精英和高参”，培植亲信骨干，煞费苦心地向党政机关进行渗透。避居海外后，在反华势力支持下，“法轮功”重构的组织体系更为完备。包括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佛学会，庞大的宣传机器，文化演出团体等，应有尽有。据《李洪志的人类化倾向》介绍，李一手推动成立了“中国过渡政府”，李成了牛气的“太上皇”。

　　再看奥姆真理教。麻原曾野心勃勃地组织“真理党”，试图通过参加选举打入国家权力核心。1990年春，麻原等24信徒参选日本众议员，尽管花费两亿多日元，却以失败告终。从此以后，麻原认为用“合法手段”达不到目的，为了推翻政权的政治野心，他在内部开始建立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甚至仿照日本内阁构建其组织机构，自称“神圣法皇”，下辖东西信徒厅、谍报省厅等21个“省厅”机构，还起草了“真理国基本法律第一次草案”，把自己树为“真理国”的最高统治者。为达到目的，他还秘密购置武器，训练军事力量，在政府要害部门培植亲信，安插骨干，窃取情报，以期在与政府的真正较量中抢占先机。

　　两者如出一辙的等级森严体系，显性目的是为了从组织上控制信众，隐性目的则随时以备图谋与现政权较量之用。

　　其四，行为方式如出一辙：都对抗社会，漠视法律，造成社会危害

　　有了组织架构，加上非正常的偏执心理特性，使法轮功和奥姆真理教“发展”到一定时期，行为方式上都体现出对抗社会，漠视法律，轻视生命的特征，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口口声声标榜“真善忍”的法轮功在对抗社会方面，一点都不比奥姆真理教逊色。从1998年春季开始，李便不断制造事端，组织围攻媒体、学校、机关，直至1999年4月25日指使围攻中南海。李不顾痴迷者死活的歪理邪说，使弟子自杀和拒医拒药致死者超过1600人。避居海外后，其对抗社会的行为更明显和嚣张。鼓动信徒传播“九评”，目标指向推翻中共；策划“三退”，妄图从个体入手动摇执政党根基；直接攻击民用通信卫星、搞电视插播等。表现出极端性的反社会性。

　　而奥姆真理教在“合法”改造社会失败后，麻原便走上了与社会对抗，幻想“夺取政权”的道路。1990年以后，他一方面在大学、高科技企业、军队及政府中发展信徒，安插信众；一方面大量购买武器，组织武装，研制沙林毒气。1995年开始，他发布指令，制造了一系列对抗社会的恐怖活动。当年3月，麻原指使死党将沙林毒气带入东京地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施放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1人死亡，5500人受伤的惨剧；后又在长野县松本制造同样事件，7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当然奥姆真理教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至2011年11月，包括麻原和远藤诚一在内，13人被判处死刑。

　　从上面四个“如出一辙”的特质可以看出，李与麻原、法轮功与奥姆真理教是名符其实的“一丘之貉”。当然，两只貉也有细节差异，奥姆真理教因严重刑事犯罪遭日本政府严厉打击而土崩瓦解；法轮功则因政治原因得到西方某些势力庇护还在延口残喘。

　　分析法轮功与奥姆真理教的相同本性，有助于世人特别是西方人士厘清一点，法轮功与奥姆真理教一样是危害社会的邪教，而非正常的信仰合法团体。对法轮功的纵容和维护，或许会造成类似奥姆真理教的恶果，这是全世界都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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