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丽，今年37岁，现住北京市地安门内大街。1996年我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怀着雄心壮志的我在毕业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换了几份工作，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在矛盾和苦恼中挣扎，人慢慢变得沉闷抑郁。

　　1997年9月的一天，我在地坛公园闲逛，碰到了几个河北老乡。他们自称是“修炼人”，与我谈起人生的无常、生活的不易，他们说我是有缘人，使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临别时他们送了我一本《转法轮》，要我回去认真读，还对我说看不懂也没关系，只要坚持读下去自然就会明白了。回去后我立即打开那本书看，书中讲人们在生活中得到的好处都自己前世积累的福德带来，而所有不顺的事都是前世造的孽，即“业力”造成的。回想自己之前的种种际遇，书中的这些话，让我平衡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师父”说了人生很苦，只要努力修炼，功德圆满就可以去到天国世界，这使我重新对生活产生了希望。

　　我天天捧着《转法轮》，认真模仿“师父”修炼的动作，打坐练功。通过练功，我认识了许多功友，大家常聚在一起交流练功心得，练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身体确实舒服了许多，心情也变好了。慢慢地，我对“师父”说的“长功”、“消业”、“上层次”、“圆满”、“天国世界”等说法深信不疑。我看到《转法轮》里边说，作为大法弟子只练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法”。于是，我干脆把工作辞了，每天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练功、读“经文”上。“师父”说“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得道成仙的欲求使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硬着心肠与相恋3年的男友分手，平时也很少再主动给家人打电话，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不与人交往，不看报纸、电视。练功的时候，“师父”的影像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告诉我抛弃这些“情”，就可以修成人上人。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我当时心里很气愤，心想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说取缔就取缔呢？功友们告诉我说，这是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考验，我们要去护法，决不能辜负了“师父”。

　　远在河北的母亲知道了我在练法轮功，十分担心，大老远赶到了北京，劝我不要再痴迷法轮功了。亲友也不停的给我打电话，想尽办法要拉我回头。但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我把这些当成是对我的考验，是“过关”，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定会得到“圆满”。

　　那时候李洪志在海外号召大家“挺身护法”，在功友间大家互相传递着一张写着“外地已经在动了，为什么北京还不动”的小纸条。为了把护法的声势做大，我号召其他功友联名给国际人权组织发Email，反映法轮功在中国的人权问题。

　　2000年3月，在召开两会期间，我抓住机会参加了“法轮功弟子致全国人大请愿书”和“支持法轮功万人签名”的活动，希望政府能撤销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决定。虽然阻挠重重，但我想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不能退却。那时候电视上常播放法轮功练习者自残、自焚的纪录片，母亲看了担心我会踏上和他们一样的路，天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怕我出门闹事，甚至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让我醒悟过来。但我当时横下一条心，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认为母亲不理解我，但我不怨她，因为她是“常人”，什么都不懂，等自己有朝一日“圆满”了，就会带给母亲“福报”，到时候她就会感谢我了。

　　2000年4月8日，我还是找机会溜了出去，和功友一起在广济寺门口张贴法轮功标语，被人当场发现，后被送到了心理矫治中心。

　　几天后，母亲来看我，我见母亲面色蜡黄，眼睛都扣进去了，就问她怎么了。母亲抽泣着对我说，那次我背着她偷偷溜走，她以为我跑去天安门打横幅了，又急又气结果导致胃出血，幸亏邻居及时发现送到医院，否则有生命危险。看着母亲消瘦的样子，我既心疼又懊恼。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因为你练功，我的精神都垮了，连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再这样下去，这个家眼睁睁地就要毁了。一个人连亲情都不要了，还谈什么真善忍？”听了母亲这番话，我无言以对。本以为自己练功有朝一日可以给家人带来福报，没想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差点害死母亲。

　　回想过去的种种经历，我开始反思，再加上经过反邪教志愿者对我摆事实、讲道理，耐心的教育。当我用正常人思维去看待所经历的事时，就越看越清楚，想到曾有那么多人为了“护法”把自己房子卖了，把积蓄花光了；还有的人为了“开创修炼环境”最后跳楼、剖腹，留下终生残疾……我开始对李洪志产生了疑问。我放弃了名利情，不惜让母亲伤心失望也要去“护法”，结果也没换来所谓的“圆满”。

　　我慢慢明白了，自己花了3年宝贵青春追求的只是一场骗局时，我悔恨不已。我要好好的生活，不能再让年迈的母亲为我担心受怕。

张丽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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