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德蓉，今年64岁，家住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街道芙蓉小区，退休前是成都蜀锦纺织厂职工。1995年我前夫因病去世，两年后我与离了婚的张孝明结婚。张孝明老实本分，对我和儿子唐伟关心体贴，儿子对我们也特别孝顺，一家人和和睦睦，日子过得还算舒适恬静。

　　那是1998年夏天，我刚退休闲来无事，经常喜欢到住家附近的光明广场和本厂退休的同事一起跳健身操。1998年8月的一天，刚跳完操在旁边休息时，我遇见了本厂退休的原人事科科长沈大姐，她见我经常来做运动，也知道我身体有病，就向我推荐法轮功，说这种功法能强身健体，“消业”除病。我听后很是好奇，决定跟着她到广场练练试试看。刚开始我只是跟着大家练练动作，沈大姐说要想“精进”就得多看书“学法”，多和功友交流心得，还鼓动我买了《转法轮》和练功带。因我一直有高血压病，几乎天天都要吃降压药，她见我中途在吃药，就说“你的病都是身上的‘业力’太重，虔诚修炼大法的弟子要靠‘练功’来‘消业’，是不能吃药的”。于是，我按照沈大姐的要求停了药，静下心来仔细阅读经书，频繁外出和功友交流心得，一同和他们“练功”打座。我停药后身体好像并无不适，锻炼后又觉得全身活络轻松，觉得自己一定是得了“师父”的帮助在往“高层次”修炼，于是越学越有劲，惭惭进入了痴迷状态。

　　1999年7月，我正为自己有“慧根”能“学法”欣喜时，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见很多以前一起“练功”的功友都停练了，我内心非常纠结。就在这时，沈大姐悄悄跑来跟我作工作，劝我一定要坚持，还说：“按宇宙演化原理修炼的‘大法’高于一切，‘大法’倡导的真、善、忍有什么错？况且你辛辛苦苦练了那么久，掉下‘层次’可划不来。既然国家不让我们练，那我们就在家偷偷练吧！”我听后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心里很是感激，于是“练功”更加努力。

　　家人见我一门心思只顾“学法”“练功”，家务事放在一边不管不问，性格一向比较好的老公开始对我发脾气。我对他说：“我‘练功’‘消业’还不是为了你和儿子，等我‘练功’出了功能，全家都能受益”。老公听后更是生气，他决定再也不管我了，我对他也越来越冷淡。后来，我以他影响我“学法”“练功”为由，开始了我们的分居生活。儿子见我们老俩口这个状况，多次劝我换种锻炼方式，可当他见我依然执迷不悟时，生气地将我买的书籍、挂象、饰物等东西都悄悄扔掉了。我知道后十分生气，对他说：“你是‘常人’，我们做的事情你不懂，你这样做会害我的，也会害我们全家，以后不准你管我的事了”。儿子听了既好笑又生气，索性离家出走了，之后就很少回家。我当时心中还暗喜，认为自己战胜了阻碍我“上层次”的“魔”，现在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炼功”了。就这样，我在家偷偷“练功”坚持了十多年。到后来，我“练功”时常常出现胸闷、晕眩头昏，就去请教沈大姐，她却说：“‘师父’说过越难受说明你的整个身体要净化了，这是修炼到一定‘层次’的正常状态，你得抓紧时间实修”，于是我再没把头晕的事放在心上。

　　2011年12月14日，大概9点左右，我准备出门到功友家取新经文，楼梯还没下到一半就站不稳了，脚一软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昏迷几天后，醒过来发现自己趟在医院输着液，头上还绑着绷带，老公、儿子疲惫不堪地守在旁边。我对他们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住院，我要出去。”于是我试图想起身拔掉输液管，可身体左半边怎么一点知觉都没有，我急得发疯似的不停挣扎。老公按住我说：“你是高血压引起的突发性脑溢血压迫了大脑神经，幸亏门卫通知我们及时打120求救，才勉强捡回了你这条命，现在你刚动完开颅手术，医生说你暂时脱离了危险，但左边身体已经瘫痪了”。我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呢？我是多年诚心修炼大法的弟子，我是不会瘫痪的，“师父”一定会来救我的，说什么也不让医生给我输液。老公和儿子对医生说，不管她，我们把她的右手按住，反正她左边也不能动。实在很无奈，我只能躺在病床上任由医生治疗，每次用药时主治医生都责怪我，说我平时不坚持检查和吃药，如果还不积极配合治疗可能全身瘫痪。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这些日子，我总在想，“师父”不是说“练功”可以祛病保平安吗？为什么我那么潜心的“学法”“练功”，病没见好转呢？为什么自己下个楼梯绊了一下就瘫痪了呢？两个多月了，平时对我那么热心沈大姐和功友也没见来看过我呢？倒是儿子、儿媳常带着孙子来看我，给我和我老伴送饭，老伴和儿子每天扶我上厕所、给我穿脱衣服、擦洗身子、给我按摩。一点点的温情滋润着我的心，经过亲人好友和社区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我这才猛然醒悟，原来自己的高血压并没有因“练功”而消失，将自己推向死亡之路的竟是自己视为珍宝的功法，甚至害得自己由一个贤妻良母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女人。

　　慢慢地我开始主动接受治疗，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我左边的身体也恢复了点点知觉，我甚至可以踮着脚走两步。每当看着病残的身体，想着流逝的岁月，再看看身边的人，我悔恨的泪就忍不住要掉下来。

李德蓉近照

【责任编辑：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