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罗芳，今年39岁，是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古楼社区人。我母亲叫陈玉兰，是温州海螺集团有限公司的会计。母亲因修练法轮功抗医拒药，于1998年5月7日死于温州医学院附二医院重症监护室，时年49岁，她留给了我今生最痛楚的记忆。

　　我五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她的死扎根在我的灵魂深处，是我心中一个不可触及的疤痕和噩梦。

　　母亲在47岁时查出有高血压，之后她每天都服药。1996年7月，在温州中山公园她遇见同学庄雪梅。庄雪梅告诉母亲，她也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现正在修练法轮功 ，这功法确实是好，不吃药不挂针，只需修练就能降压祛病健身。庄雪梅还给母亲讲了很多法轮功 治病的成功“事例”。“谈药色变”的母亲听说自己的高血压无需吃药也可痊愈，很心动，就买来法轮功书籍和光盘，每天早晨5:30与庄雪梅一起练动功、静功各半小时，中午、晚上再自练两小时，平时反复阅读“法轮功”书籍。

　　一段时间后，母亲感觉头痛、头晕症状缓和了一些，而且睡眠也好了不少，她把这都归功于法轮功，很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师父”，只需“练功”“学法”就能够治好自己的高血压。殊不知适量的运动其实也能降压。于是，她更勤奋“练功”、“学法”，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好，并停止了服药。

　　看到母亲精神状态有所好转，我很开心。可母亲练功后却不服药，这令我很不安。我劝她说练功与服药双管齐下，病才会好得更快。母亲却说：“造成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因为人做了坏事，才有‘业力’，也就是病。吃药是把‘业力’压了回去，就不能够清理身体，也就不能治病。只有通过练法轮功来‘消业’，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无论我如何劝说，母亲还是执意不吃药，人也变得很固执。她每天背李洪志说的话，抄写《转法轮》，我如打搅她，使她抄错字，她就会很气愤地骂我。

　　1997年6月，停药半年多的母亲老说头晕。我劝她到医院检查，可母亲坚决不同意。每次一头晕，她就打坐练功，以求得“师父”的“法身”保护。功友庄雪梅还鼓励她说：“你头晕次数越多，证明‘业力’消得越多。看来‘师父’已经在管你了，给你在加快清理身体呢！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

　　为让她去医院就医，我们免不了争吵。母亲变得越来越固执、不近人情。为控制母亲的血压，我时常在她喝的水里放入少量的降压药，她知道后竟给了我两记耳光。母亲没练功之前，我时刻能感受到她对我的爱，可如今她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那时的我年轻不懂事，母亲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我忍受不了，一时怄气就搬到公司宿舍里住。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我想自己的离开也许可促使母亲清醒。

　　不久，公司将我作为业务骨干派到外地培训五个月，我打电话给母亲，电话那头语气很冷淡，这让我特不舒服。五个月间，我多次想给她打电话，但一想到她的不近人情，又打消了与她联系的念头。

　　半年多没见，在看到母亲的那一瞬，我心如刀割。母亲憔悴了很多，病情也加重了，时常恶心、呕吐、头晕，眼睛胀得睁不开。估计是我在外头的这段时间，她终日沉迷于练功、不吃药，加上饮食没规律，经常饱一顿饥一顿造成的。1998年2月，我请来大夫到家中给她治疗，她还是不肯就医吃药，说：“前世我‘造业’太多，所以现在要‘修炼’、‘消业’。你如果再阻碍我练功，就别再回这个家！”母亲的执迷不悟和冷酷，让我心灰意冷，一气之下，我又回到单位宿舍住。

　　1998年4月25日，母亲在功友家练功时晕倒，我接到电话后，马上打了120，又匆忙赶往母亲晕倒的地方，将母亲送到温州医学院附二医院抢救。医生说母亲是因高血压不服药治疗，使血管内压力过高，脆弱硬化部分的管道爆裂，发生脑溢血，他们已尽力，让我准备后事。5月7日上午10：09，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母亲的突然离世，让我活在了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之中。母亲受李洪志的蛊惑，修炼法轮功”，我却没有知冷知热地贴身照顾她，没在情感上多和她交流、沟通，还因一时的口角任性地离家，使她在临终时也没能和我说上一句话。是“法轮功”害死了我母亲，每到五月，我的痛楚记忆就会像潮水般涌出，噬咬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令我几乎窒息。希望那些仍受“法轮功” 控制的人们能早日认清李洪志 及其“法轮功”的邪教面目，尽快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不要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法轮功”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