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人的“5.28”招远血案是以全能神教徒张立冬为首的邪教成员一手酿造的。窥一斑而察全貌，张立冬的个案也充分暴露了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畸形需求。

　　——畸形的反社会需求 

　　反社会、反政府是邪教的显著特征，全能神邪教在这方面与其它邪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实行（二）》中全能神对中国的仇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称：中国这个国家属于最落后的，是大红龙盘卧之地，拜偶像、行邪术的最多，庙宇最多，也是污鬼群居之地……

　　不难看出，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目的不是让信徒们成“神”，而是处处散步谣言，制造混乱，传播封建迷信，鼓动信徒放弃工作、生产、学习，和信徒一道反社会、反政府。像生铁被热火粹过一样，信徒们的“认知”被扭曲了，个人的世界观与当下社会所倡导的思想意识也随之相悖了。社会倡导见义勇为、团结互助，信徒则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社会倡导遵纪守法、合法致富，他们则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这种反社会心理意识支配下，容易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招远血案6名邪教徒的犯罪行径就是典型的缩影，这帮邪教徒长期受全能神邪教反社会文化的影响，加之个体文化素养的差异，对当下多元化的社会现象缺乏理性认识，在相互间容易产生一种与时下社会主流文化相悖的思想观念冲突。思想支配行动，发生铤而走险的事也不足为奇，以至于邪教徒张立冬说受害者“她是恶魔，她是邪灵，目的就是打死她。”、“不考虑法律，不害怕法律，我们相信神”等泯灭人性、反社会的狂言。

　　——畸形的不合理物质需求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其需要的满足受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条件除受其所处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及文化水平等条件的制约外，还受其自身的家庭状况、职业类型、学历层次、能力水平、机遇因素等。而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全能神邪教组织发展的成员大多属于文化学历偏低、收入偏低、家庭生活不和谐、性格偏执和生活技能偏低等社会弱势群体，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需要的满足。

　　人的需要的满足，往往存在多种手段方式，即可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目标，满足需要。送上门的满足人人喜欢，初入全能神邪教者的吃喝都有专人负责安排，穿衣也有人捐赠，平时还能得到一点零花钱，可以说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人的需要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满足。当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理智很难战胜膨胀感，情急之下便会实施犯罪行为。邪人张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据《北京青年报》记者透露，在老家河北无极县东关村，很多人都知道张立冬是个“有钱人”，当过兵开过金矿，在村口外还有一栋像城市别墅一样的3层楼房。举家到招远后，更是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模样，据记者透露，张立冬除一辆丰田越野车外，家中至少还有一辆保时捷卡宴。

　　一个无业的社会闲散人员，靠什么养活一个由无业人员组成的大家庭？靠什么养两三辆豪车？又靠什么维系这个回家风光、在外体面的“有钱人”形象。作为既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会经意付出汗水的张立冬来说，没有其它诀窍，只有赌一把，因此，在赵主子幕后策划下，弄出一些像样的动静来，或许能得到赏识重用，从而赢得财权支持。

　　——畸形的情感交流需求 

　　为了构建一个情感交流的平台，全能神邪教还在现实生活中尽量营造一个温暖舒心的环境，他们把信徒组织起来住进“神”家，相互间以弟兄姊妹相称，相互交流世事的艰难、做人的痛苦，在一起唱“圣歌”、跳“灵舞”，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让那些痴迷者沉浸其中、乐不思蜀。

　　当家庭、工作、社会等方面遇到不如意时，这种温馨的情感交流容易让挫折感的信徒们找到了归宿感，由此认为自己过上了理想生活，找到了精神寄托，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因此对朋友的劝阻、亲人的阻拦、社会的反对都不屑一顾，甚至是看成是撒旦的搅局，厚意与其做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种低层次的情感交流方式，让一大批信徒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全能神邪教组织抓住信徒们这一软肋，便鼓动信徒放弃常人的生活，为其而活、为其而死，要求追随他的人要“背叛肉体”，放弃婚姻家庭，但其在拉拢人时却不择手段，利用色相引诱，甚至组织集体淫乱。招远血案6嫌犯中有一女子为张立冬的情人，此人叫吕迎春，1975年出生，大专文化。在“婚姻”一栏，吕迎春登记为离异，职业则是“家教”。吕迎春文化程度高，不能不说没有文化素养，为何把年龄像父亲一样的张立冬作为身体奉献的对象。其中一重要原因是张立冬用邪教的妖言蛊惑了她，加之离异多有点寂寞，两人眉目一对，便像“干柴遇烈火”，一触即发。可以看出，相似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相似的个人信仰和情感经历，往往很容易把这些情投意合的人聚合到一起，说要干出一些另类的事那是不应动员就能轻松完成的事。

　　需求是一个人迸发活力的基本动力，而畸形的需求往往是引发违法犯罪的祸源。纵观招远血案，我们需要警醒的是，对邪教组织不仅要重棒打压，还要研究瓦解的方法策略，在全社会形成众人唾弃、人人喊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