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程方新，1950年9月出生，仙桃市郭河镇人，务农为生。1997年，我害了一场大病，胆囊结石手术，加上胃溃疡比较严重，我的身体一度虚弱，这时我们镇红庙村练法轮功的马永安（2008年4月病死）带着水果来到我家，劝我参加练法轮功。我虽然和她并不熟悉，但是她老公魏老师是我两个孩子的老师，既然是孩子的师母，我还是很客气接待了她。

　　科学种田，我尝到了甜头，我相信有病看医生是没有错的，在送走了马永安后，我不屑一顾的把她留下的《转法轮》书丢进了垃圾桶。

　　谁知道马永安会一次次上门找我，非要我参加练法轮功，还说法轮功是做好人，专门帮助我们这些身体有病的人“消业治病”，又不需要花钱，也不要打针吃药。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我抱着试试也不会怎样的想法开始看法轮功的书，偶尔也参加一下马永安组织的“法会”。

　　参加练法轮功时间久了，渐渐的脑子里全是法轮功的东西，特别是在“法会”上听说有的功友练功把偏瘫都练好了，自己还内疚当初怎么会拒绝马永安，为什么不早点参加法轮功呢，要是早点参加法轮功我就不会做胆囊结石手术了，师父肯定会帮我“消业”，免除我受病魔的折磨了。

　　由于对法轮功充满了希望和期待，我练功的次数和时间就更加多了，家里的事也懒得去管了，地里的草荒了，任由老婆孩子去除草，老婆忙了一整天回家看到我还在房间闭门练功，于是跟我发火，骂我自从练了法轮功就像精神病一样，整天就知道背诵李洪志的经文，对家人不管不问，还说有我这样的丈夫还不如没有。她骂的越凶，我越是高兴，因为师父说过，练功的人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样骂你的人的功德就到你的身上了，你就长了功。

　　可能是老婆对我失去了信心，对我也不理不睬，在家里好像没有我一样，吃饭也不再叫我，我虽然在练法轮功，但是不吃饭不行，每到吃饭时间，我也不再顾及自己的颜面，拿起碗就盛饭吃，也不过问老婆孩子吃了没有，和她们没有任何言语交流，因为师父说过，过了亲情关，就可以上一个层次了。所以不管谁来劝阻我修炼法轮功，我都不予理睬，越是劝我，我越不听，反而觉得阻力越大功力会长的越快。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老婆孩子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说电视上都播了法轮功是邪教。我怀疑她们是为了阻止我练功才编的谎言，但在我的余光看到电视上新闻联播确实在说法轮功已经被国家依法取缔了。我死活不相信这是真的，怀疑政府肯定是搞错了。但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马永安来找我了，我去找她，明明看到她在家，可她的老公说她出去了，还说以后再找她就报警把我抓起来，我赶紧灰溜溜地跑了。

　　虽然法轮功被国家依法取缔了，但是我对法轮功还抱有一丝幻想，不想让之前的努力白白浪费，于是我偷偷找到以前的几个功友，他们告诉我，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时时看着我们，要我们继续练功，等待师父的指令。

　　2001年1月23日，电视上说，七名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自焚，死了2个，重伤了几个，吓得我几天心神不宁，害怕练下去会不会和他们一样自己把自己烧死。我把自己和外人完全隔离开来，由于害怕脱离法轮功会被师父打入十八层地狱，于是就关在家里偷偷看看师父的经文练功。

　　2002年热天快来的时候，马永安又来找我了，她说师父要我们“学法、讲真相、发正念、还有救度众生”，还说我的表现师父的“法身”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然后给我一些所谓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传单资料和小册子，要我在晚上没人看见的时候发出去。马永安走后，我很是矛盾，出去发资料害怕被人看见，不去又害怕师父怪罪，心想既然师父的“法身”就在我的身边保护我，我还怕什么呢。于是到了晚上12点后，我将那些资料偷偷放到了街上几户人家的窗户上。第二天听说那些资料被警察收走了，我心里紧张害怕了，躲在家里好长时间没有出门。

　　后来，马永安又给我一些《九评共产党》之类的书籍和小册子，要我散发出去，我害怕被抓一直放在家里。晚上也睡不着，一边怕师父怪罪我没有发出去，一边又担心出去发这些攻击党和政府的册子会被抓住严惩，我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日如年，本来瘦弱的我，由于心理压力大，神经越来越虚弱，体重从110多斤下降到了70几斤，几乎不成人形了。

　　好几次练功累的病倒，让我感到生命太脆弱了，再怎么苦练法轮功最后还是卧床不起。在镇干部耐心教育下，我对法轮功的痴迷开始动摇了，那时又听魏老师（马永安的老公）说马永安病死了，我彻底对法轮功死心了，马永安这样虔诚的弟子都得不到李洪志保护，我算老几哦。

　　在我最需要关心的时候，反邪教志愿者主动上门，从思想上引导我相信科学。他们还做通了我老婆的思想工作，多年分居的老婆也开始关心照顾我，我开始了新生活。2010年，我的孩子结婚了，我现在在家照顾2岁半的孙子，听到孙子爷爷的叫我，我心里美滋滋的。

程方新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