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柏发，现年76岁，是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自来水公司原经理。孩子们都有工作，成家立业了，老伴为人忠厚，生活上对我照顾周到。如果我不练“法轮功”，我的晚年生活应该会很幸福。

　　我曾经是一名责任心很强的男人，我的前妻四十岁时就患病瘫疾在床，我曾将她安排在办公室后屋，一边决策处理单位事宜，一边照顾病妻，这样坚持了五年后，前妻还是英年早逝，这件事让我觉得在疾病面前人类显得多么无奈和渺小！三年后，我娶了现在的妻子，她小我十多岁，对我的孩子视如己出，对我也是夫唱妇随。

　　1997年，我退休赋闲在家，身体常有不适。当法轮功传到安仁来时，一听说这功可以包治百病，我欣然接受，并让郴州来“传功”的人在家吃住。我动员亲朋同事共计几十人来我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妻子也跟着加入了修炼行列。由于我文化层次高，有一定的号召力，我被任命为安仁县辅导站副站长，天天带着一帮人在家集体“练功”、交流，我又找到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导者的感觉，人也觉得好像被充了电似的精神百倍。我的目标随即也“上了层次”，由“袪病”上升到“圆满功成，修成佛道神”。

　　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我觉得这功这么好，不仅让我变得有精神，还教群众要做好人，国家是不是搞错了啊？此时许多人纷纷离开了法轮功，包括安仁辅导站站长和我妻子。集体“练功”解散了，也有人想进京为“大法”讨说法，被劝阻后也慢慢转变思想，不练了。我想，我哪也不去，就在家静心练。

　　2004年5月，有同修来我家说“正法”形势变化很大，要安装小锅子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否则跟不上“正法”进程，于是我花钱请人安装了小锅。不久，锅子被政府发现并没收。但我与他们打游击，装了拆，拆了装，由于我年龄太大，他们也没把我怎么样。到了2012年，有传言说末日即将来临，功友说，此时应多“救人”，然后带着自己“救”的众人随“师父”“圆满飞升”，钱不是财富，救渡的人才是财富。于是我花了万余元钱买来电脑、打印机、彩印机等器材，没日没夜地打印“真相资料”，晚上又伙同一同“练功”的何苍柏发放资料，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发遍，认为这样就可以“救渡”大部分世人逃离末日的劫难。此时，妻子同她前夫所生的的小儿子刚买了新房，小儿子希望我和妻子能去他新房陪他一家子过一个新年。我答应了，但只限白天在那吃三餐饭，晚上我得回家睡，实则是我想要回家印发“真相资料”、“练功”，妻子对此颇有怨言，说我练得连家都不顾了，走火入魔。然而我想到自己有“伟大的救人使命”在身，哪会考虑“常人”的感受，家里不是争吵就是冷战。

　　2012年小年夜，我独自在家练“抱轮”时，一下子头晕不止，象患了高血压似的栽倒在地，我不停地喊“师父救我”，强撑自己爬起来，想走到沙发上，又一下子栽倒在地，楼上的大儿子听见动静，马上下来，等我醒过来，妻子也被叫了过来，他们正商量送我住院。我跟他们急，死活不肯去医院。妻子愤而回她小儿子家，不理我了，我的孩子们又将矛头对准了妻子，说她蛀空了我的钱，见我病倒就走人。我心里面却觉得妻子走了正合我意，我可以不住院，还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上妻子的小儿子家，一个人定心在自己家里“学法”、“练功”、做“真相资料”。全家欢欢喜喜的一个年，过得真象“大限来时各自飞”的氛围，特别凄凉。

　　2012年过去后，由于身体不适未见复发，我整个人更“倍师倍法”了，年过60岁的妻子想让我给她买份人寿保险。此时的我却觉得“大淘汰”说来就来，她一介常人，重回“大法”才是最好的“保险”，我的工资得留着“救渡”我世界的众生，坚持拒绝为她买一份保险。

　　2013年5月，我和功友何苍柏连夜发“真相资料”，搅得小区四邻不安，被邻居举报物业，进而我家的电脑、打印机、资料被全部没收。也正在这时，社区里找来了反邪教志愿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脱离了李洪志的法轮功组织，现在我常常陪妻子散步，种菜养花带曾孙，也给妻子买了保险，享受着亲情下的浓浓天伦之乐，回想这些年不堪回首的荒唐事，真是像梦幻一样可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