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华，今年46岁,是菏泽市牡丹区纸坊村农民。我从2000年开始修练“法轮功”，在我的劝说下，丈夫在2001年开始练习“法轮功”，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夫妻二人好像共同做了一场噩梦，让我们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时光。

　　2000年10月，我因跟村里建筑队干活摔伤了腿，卧病在床，加上索赔看病的医药费给的不及时，当时情绪非常低落，整天愁眉苦脸。邻村的表姐就到家里“好心”地介绍我练习所谓的健身功法——“法轮功”，练法轮功后我感觉法轮功对身体康复起到一定作用，便认为这个功法真的太“好”了，又能不花钱治病健身，又能“做好人”，满足我精神上需要。

　　丈夫王新是一位吃苦耐劳的男人，我们是初中同学，他的木匠活在附近村小有名气，还收了本村两名学徒。开始他反对我练习法轮功，后来看到我的病逐渐恢复了，相信我说的话，“法轮功给练好”，以后也就不管我了。在我的鼓动下，丈夫在第二年也加入练习法轮功的队伍。2004年6月，一位功友向我口头传达了李洪志的“经文”，要求我们这些“修炼人”再次去向各级政府“讲真相”。第二天一早我就和20多人一起参加了在菏泽市的集体练功，之后因为扰乱社会秩序受到劳教两年的处理。在劳教所里，不少管教干警都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我，帮助我，使我了解了不少“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思想有了初步转变。

　　劳教期满出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毕竟我已经快40岁了，不想再虚度年华。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忘掉过去，建好自己的小家，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以为丈夫和我一样放下了“法轮功”，人生路从此会走上正轨。没料到，丈夫尽管对我疼爱有加，但他对“法轮功”已陷入痴迷，远远超过了对家庭的责任。他不但瞒着我偷偷练功，还暗中与其他的功友联系，到处散发“法轮功”传单。终于，他的违法活动被公安机关发现了，丈夫再次被送劳教。丈夫被抓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没有了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了经济来源。加之两个孩子由于营养不良，经常生病，导致辍学在家，一连串的变故和沉重生活负担，不仅没让我反思丈夫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反而怨天尤人，迁怒于政府，仇视上门关心我的人员，认为是政府迫害让我家庭失散。为了逃避现实的烦恼，本来转化就不彻底的我，在功友的诱说下，又偷偷练起了“法轮功”，从中寻找精神寄托。

　　自从迷上“法轮功”后，孩子病了我就按照李洪志说的，不再上医院，更不要说看病吃药了。遇到头疼脑热的，我就认为是“消业”的功力不够。2007年底，二儿子开始出现手脚无力、全身发软、日渐消瘦等症状。但我仍旧抱着“消业”的想法，认为是他体内的“黑色物质”没有清理干净，个别功友知道后，怕我立场动摇，也纷纷上门“关心”、“鼓励”我。一直强烈反对我练功的公公婆婆知道情况后十分担心孙子，多次恳求我带孩子到医院看病，但每次都被我们拒绝。到后来，婆婆着急得没办法，近70岁的老人家竟然跪倒在儿媳妇面前，流着眼泪苦苦哀求我去医院!而执着的我仍然不为所动，为了更“精进”，为了“上层次”，一天一天地坚持着。2008年9月17日，公公终于看不下去，强行把孩子送到医院急救，但因救治太迟，半个月后儿子因尿毒症、肺水肿等并发症去世，年仅12岁。几个月后，受到沉重打击的婆婆也在伤心中撒手人寰。

　　孩子死后，在我极其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我的村委会主动向镇政府申请，提前3个月让丈夫出劳教所，并为我在镇养老院找了一份工作，每月有1500元工资，主要负责院里的卫生保洁并协助照顾一些孤寡老人。同时，帮教人员三天两头上门给我们夫妻讲解有关反邪教知识，通过帮教队的帮助，我们夫妻开始从亲身经历中反思练习“法轮功”给我一家带来的痛苦和磨难，逐渐明白是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使我和丈夫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发生了扭曲，一再违反法律、对抗政府，一再自欺欺人、有病不治，从而酿成家庭惨剧。遗憾的是：“我们夫妻明白“法轮功根本治不了病，邪教杀人不用刀。”这个道理太晚太晚，弯路走得太长太长，付出的是两位亲人生命的代价，造成了家庭无法弥补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