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佳，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酿化厂工作。我的母亲叫董荣莲，1954年8月生，生前在江苏连云港市黄海机械厂工作。

　　母亲生前患肾炎、高血压慢性病。在1997年10月的一天，我陪母亲乘车去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医院看病，当晚投宿在我小姑家中。练法轮功的小姑趁机向母亲宣扬说：“现在大兴练法轮功，有病不用吃药打针，包治百病；修炼上‘层次’了，还能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母亲出于对小姑的信任，对小姑所宣扬的歪理邪说深信不疑。第二天上午，母亲居然不去医院看病，赶忙乘车回到家乡。母亲找到离家附近的一处法轮功练功点，跟着辅导员学练法轮功。

　　母亲练功后，除家人外，每天所接触的人都是功友。从每天清晨到练功点练功开始，同功友一起谈的是法轮功，讨论交流的也是法轮功，白天外出“弘法”宣传的是法轮功，晚上回家学的、练的还是法轮功。这样日复一日，与世隔绝的“学法”练功，诱发了母亲对“神”的意识，满脑子充斥了“成仙成佛、进入天堂、得道、圆满”等虚拟虚幻的东西，从而使母亲麻痹、陶醉，直至痴迷。

　　母亲为了早日“圆满”，不仅家务事不管不问，甚至连工作也不要了。单位同事来到我家劝她去上班，她不但不去，反而振振有词地对同事说：“你们劝我也没有用，我对工作无所谓了，我修练法轮大法比什么都重要，我就是想早点‘圆满’，脱离这苦难的人间。”

　　记得母亲也参加了李洪志幕后操纵的1999年4月25日围攻北京中南海事件。4月24日上午，母亲对我说：“早上练功时，辅导员通知，说是天津抓了很多功友，要求我们练功点功友一起乘车到北京去‘讲清楚’、去‘护法’。”我劝母亲在家安分守己，不要去北京惹是生非。她不听我的劝说，背着家人伙同功友于当天下午从新浦火车站乘1504次旅客列车到北京中南海“护法”。后被遣送回家。7月22日，国家明令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后，母亲在思想上无法接受，又瞒着家人独自一人乘车去北京“弘法”，后被反邪教志愿者在新浦火车站发现劝说回家。

　　痴迷的母亲自练功开始，就停止吃药。到2002年3月，母亲出现头痛、腰痛、小便有少量蛋白尿等症状。但她强忍病痛，仍坚持练功“消业”，也不去医院就医。有一天，我趁母亲高兴时，我想再劝她一回，就拉住她的手，亲切的对她说：“妈，这是你停药造成了旧病复发，不能再拖了，我带你去医院看病，通过治疗就能缓解病痛。”她听后，立即拉下脸来，大声对我说：“我不是病，你不要费心了。‘师父’说了，练功就不会得病，有时身体难受也不是病，是‘业力’上来了，是净化身体的表现，不用打针吃药，只要坚持练功，自然就会好。”

　　母亲在参加练功点“学法”交流时，辅导员教唆她用手机发短信或打电话，向世人讲述大法的“真相”，说这是个人的提高与“圆满”就在这过程中。母亲为了快点提高“层次”、早日“圆满”，就到市邮电局购买一本全市电话号码簿。在家按照电话号码簿中的电话号码，任意拨打单位和个人的电话。她向人们宣扬大法“真相”时，对方根本不听她的一派胡言，就挂断了电话。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电话费就被母亲花掉上千元。因家庭负担不起这笔费用，父亲只好到市电信部门将住宅电话报停了。

　　母亲因多年拒医拒药，病情逐步发展加重。到20005年4月，母亲下肢浮肿、乏力、小便时出现血尿。经常头晕，我用血压计测量她的血压为，收缩压185毫米汞柱、舒张压125毫米汞柱。我看母亲病情这么严重，就和父亲强行将她送到市中医院就诊。肾脏内科医生对她进行腹部CT检查和肾活检。确诊：“硬化性肾小球肾炎”。医生建议她做肾移植或透析治疗。但她坚决不同意医生的治疗方案。经我和父亲再三劝说，她才口头上答应接受透析和药物治疗。临走时，医生开了一些依那普利、糖皮激素等药物让她回家服用。并嘱咐她说：“要坚持服药，定期到医院透析，这是延缓肾功能恶化的重要治疗步骤。”

　　回家后，我将温开水和药物送到她手中，劝她吃药。但母亲却笑着对我说：“女儿啊！你当真相信我会吃药和去医院透析吗？我是怕你们爷俩强留我住院，才应付一下的。”接着又说：“‘师父’说了，人一旦有病就吃药，或采取各种方法去医治，那么实际上就把病压进身体里面去啦，从而有新的病出现，得各种病。”那时我对痴迷的母亲也无可奈何。

　　2007年7月，母亲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单位同事知道后，到我家来看望她，劝她要相信现代医学，并要带她去医院透析治疗，她不但不去，反而有气无力的对同事说：“我要去医院看病，‘业力’会回到自己身上，造成旧病复发，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那我也配不上一个大法弟子了。”

　　母亲病情发展到晚期时，双肾体积逐步萎缩、变小、最终导致慢性肾衰竭。于2008年2月10日晚在家中悲惨地离开人世。

董荣莲生前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