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洪英，现年66岁，四川省隆昌县李市镇人，从小没上过学，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长期吃药，经常感觉思想空虚、背负精神压力和思想包袱，曾一度时期有轻生的念头。1997年农历的10月，在成都的三妹郑红树打电话到我家和我摆起了家常，很热心的询问我现在的家庭生活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我也很真诚的向三妹倾诉目前状况。从我俩真心的交谈中，三妹得知我的身体不是很好，长期吃药，病情仍不见好转时，她感到十分愧疚，表示要帮助我早日摆脱病魔的困扰，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她就主动和我谈起了法轮功的“神效”，她说：修炼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不用吃药病自然就会好的，让我自己去找人一起练法轮功。于是我便四处打听关于修炼法轮功的消息，很快就打听到了李市镇小学有个法轮功练习点，我非常兴奋，就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随后就就跟着她们一道修炼起了法轮功，并暗自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忠实的信徒。

　　我们练习点共有二十多人，有学校老师、农村妇女、砖厂工人，我们在一起打坐（双盘腿），读法轮功“经文”，播放录音磁带，痴迷学习李洪志宣扬的所谓“真、善、忍”，以求得祛病健身，一步步致力于“圆满”、“升天”的“高层次”追求。为了达到“圆满”的目标，我潜心修炼，生怕错过“圆满”的机会。在那段时间，我如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真谛，找到了救世主一样，整天沉迷其中，什么亲情、友情，什么金钱、物质，什么老人、孩子全然不顾，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修炼”上，力求早日“修成正果”。

　　李洪志说要想“圆满”就得“去情”，而且越彻底越好，在“圆满”的蛊惑下，渐渐地，原本勤劳能干的我变得漠视亲情，对家人漠不关心，孙儿不带了，家务不做了，农活不干了，弄得家庭一贫如洗，夫妻关系紧张。丈夫生病我视而不见，母亲住院我也不闻不问，甚至还愚昧的认为这是他们阻碍我“练功”而受到的“惩罚”。这样的生活我恍恍惚惚的过了十年，不但没有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到后来还做出了更为荒唐的事情。

　　那是2008年的夏天，我的六妹郑洪超到成都三妹郑洪树那里带回来一大摞法轮功宣传单，上面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认为这是我“修成正果”的大好机会，于是，我便不顾炎热的天气，冒着高温酷暑，去散发“法轮功”宣传单，晚上又在大街上张贴宣传单。没有料到，连日来一直在三十八、九度的烈日下孜孜不倦的“工作”，不但没有换来回报，没有得到师父的保佑，反而身体给我亮了红灯，大病一场。

　　我家人强行将我送到医院，刚进医院我还是不配合，想像着这是“师父”的有意安排，是在考验我呢，自然而然地把医生当成了“魔”，无论打针吃药凡是他们让做的事我都拒绝，逼急了就以绝食来反抗。我相信只要不忘大法，“师父”的“法身”一定会保护我，功练不成了，我就默念“经文”。后来医生强行灌食或打点滴，我更是当作“消业除魔”的过程，就是丈夫、儿子跪在我面前规劝我也不配合，根本不当回事，把他们全当作俗不可耐的“常人”。就这样大约相持了一个月时间。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彻底醒悟了，摆脱了李洪志精心编织的陷阱和精神枷锁。

　　郑红英（左一）夫妻二人近期生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