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清志，今年49岁，1983年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市冶建局做技术员和共青团的工作。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师范学校毕业，中学老师，1988年我们结婚后不久有了自己可爱的女儿，生活十分甜蜜。由于我们夫妻都工作在机关、事业单位，因此，每当有人把羡慕的目光投向我们时，我别提有多自豪了。

　　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习练法轮功。那是1996年的冬至那天。我正在我家附近的广场上晨练，见到我中学同学刘景荣，他一见面就向我推介了法轮功。他说，“清志，你不是喜欢气功吗？向你推介一种新的功法，这种功法教人‘真善忍’，可是宇宙中最高的‘佛法’，比你练的气功不知要强多少倍。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还能成佛，有病都不用就医，只要勤练功法就会不治而愈。”听说有这样好的功法，我不禁怦然心动。因为我小时候身体比较单薄，为了让我长大后有个好的身体，我的爸妈没少叮嘱我要加强锻炼。因此，打小起我就比较喜欢武术、气功。但练气功和练武术久了，总觉得还少点追求，听说法轮功这么神奇，心里立马就想赶快加入到练习法轮功的队伍中去。

　　当时我学习法轮功非常刻苦，这与我凡事都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也是我觉得在习练了一段法轮功后，自己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许多，不仅感到工作压力减轻了，而且一天里少了许多烦心事。当得知一些功友早就接触了法轮功后，心里既羡慕又着急。于是，我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练功做动作，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附近的练功点，与功友们会功，有时到了晚上8、9点钟，回家吃过晚饭后，还要一个人学习一阵子《转法轮》，就想不让自己被其他功友拉下。当时，我们那里的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姓丁，大家都叫她“丁老师”。她见我年轻，对法轮功上心，又是机关干部又有学历，就让我担任了我们那个站点的辅导员，组织那里的学员练习功法。1999年4月5日，在“丁老师”和刘景荣的组织下，我市召开“法轮功学员练功座谈会”，我毫不犹豫地从家里拿出了300元钱用于租场地，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会议的录音录像。我认为自己这样做，一定会得到“师父”的赞赏。

　　过去没练习法轮功前，我非常喜欢孩子，特别是我女儿，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是我骑自行车去接送她上下学，回到家里也是我为她检查作业、辅导功课。可自从迷恋上了法轮功后，我的脑海里天天就只装着《转法轮》了，对孩子的关心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少了，别说去接送，有时一看到孩子拿着作业本让我看，都会心很烦。一次，当女儿又把作业本递给我，并缠着给她批改时，我竟然把她的本子使劲地摔到了地上。

　　我对妻子我的感情也开始冷漠起来，不仅家务活全抛给了她，而且对她更是很少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我们为法轮功几乎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特别是每当她说法轮功的“坏话”，什么法轮功是骗人的，这个年代谁还相信神佛？“有病不去看医生，还要医院干啥”。我就认为她是在亵渎“师父”和法轮功，就恶毒地诅咒她一定会被“形神俱灭”，被打到“宇宙间的垃圾站”遭到“末世淘汰”。后来，她就跟孩子开始不理我，并一起管我叫精神病、大傻子。

　　随着练功的步步深入，我对“圆满”、“白日飞升”和“师父”描绘的“天堂”越来越向往。每当听说谁在学习功法上又上了一个“层次”，我就会非常羡慕，心想要是自己那该有多好呀。一次我听说我们市的一个功友通过修炼法轮功开“天目”了，更是羡慕得不行。为了使自己练功不被“魔”干扰，我在单位尽量与人少接触，有人与我说话，我也是只是哼哈答应一下了事；我开始长期与妻子分居而睡，就怕自己还存在“常人心”。见自己的丈夫越来越不可理喻，妻子不知道暗地里流了多少泪。

　　1999年7月，国家宣布依法取缔法轮功。我感到很郁闷，心想，这一定是国家误解了法轮功，早晚是会给平反的。因此，尽管白天不再明目张胆地练了，但一到晚上依然是我行我素。

　　1999年8月8日，得知那天我要和我的功友去北京“护法”，我的叔叔、姑夫和表哥等亲戚都来我家劝我阻止我，像车轮战一样地轮番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可我就是不为所动。心想，你们真是常人一个，怎么知道习练法轮功的好处。这样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多，我佯装困了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大家才各自找个地方睡下。这正中了我的下怀，到了凌晨1点钟时，我悄悄地下床，为了不惊动我们楼下门卫，我打开我家窗户，顺着我家四楼窗户外的溢水管开始向楼下滑去。也许是太紧张的原因吧，就在我快到一楼时，手一下没抓实，我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我疼得差点儿没有背过气去，但又不敢喊出声。那次我是带着腰伤与刘景荣等人一起去的北京，后来又先后去了威海、洛阳等地“弘法”。当功友们听说我的“事迹”后，都为我的“壮举”表示称赞，并说我肯定会比别人早日修成正果的。其实，从离家出走的一刻起，我一直是忍着疼痛的。

　　2002年6月的一天，当我和几个功友从《走向圆满》中听到“师父”说，“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弟子们等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时，又一次走出去近一个月“讲真相”和“弘法”，当我这次我拖着沉重的身体返回家时，发现我家的门锁已经换了，邻居王大妈把法院留给我的“送达回证”递给了我，原来妻子已经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带着孩子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这一次我的心情很坏，因为不仅感到精神很迷惘，而且我久拖不治的腰伤终于找上了我。白天我扶着腰还能慢慢地走一走，可是到了晚上，不管是怎样的睡姿，都让我疼痛得难以入睡。为了驱赶病痛，我一次次地向“师父”祷告，让他为我“消业”。可不管怎么祷告，就是不见好转。想起以前自己有个头疼脑热时还有妻子在身边嘘寒问暖，可现在却只能是自己照顾自己，我的心情非常难过。

　　这样又过去了几个月，我的腰痛更加厉害。当邻居们看到我一副痛苦的样子劝我去医院看看时，我硬挺着说，这是“消业”，到医院是看不好的，只有练法轮功才能治好我的病，他们见我还对法轮功那么痴迷，就都摇头走开了。可话是这么说，晚上我难以入睡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我想，为什么我对法轮功这样下功夫，对“师父”如此虔诚，自己的身体怎么就不见好呢？是不是真的像政府说的那样法轮功是骗人的？可刚想到这里，我就不敢往下想了，很快就被“师父”的“消业”说和“法身”说震住了。感到自己这样猜测法轮功是不对的，不仅是对“师父”的不敬，更会直接影响自己今后的“上层次”。就这样，我因为一直坚信只有“师父”才能“度”我，也就从来没有想到医院看看医生。

　　2004年2月一天，社区干部来到我家。看到我在床上倍受病痛，他们告诉我刘景荣死了，年仅43岁。我当时许久没有说出话来，最后看着他们一个个把诚恳和期待的目光投向我，我的心窗终于开了一道缝隙，眼里噙着泪水同意了。在他们的陪伴下，我终于去了我们那里的骨伤科医院。医生为我会了诊，并告诉我是长期软骨受伤所致，并因为没有及时医治，大面积影响到血管神经，而且腰椎间盘也开始脱出，如果再不接受治疗很可能就会永远瘫痪，再也站不起来了。

　　从那时起，我在医院住了一年的院，我的腰接受了全面医治。又过了两年，我的身体基本上恢复了，一些轻活也能干了。现在我庆幸自己终于去医院看好了我的病，但是法轮功给我造成的心灵伤害却一直难以弥补。没有法轮功，我怎会妻离子散，我怎会失去心爱的事业，又怎能受这些年的伤病困扰呢？要不是及时回头，还深陷在法轮功的泥潭，也许这辈子真的就瘫痪得不能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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