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谢祖涛，1953年出生，原安陆棉纺厂职工，住该厂职工宿舍33栋。

　　1994年开始，我的饭量变得异常大，一顿吃上三碗米饭，过一会就感觉人饿得不行，人也总是四肢无力。再往后拖延了几个月，人连走路都几乎走不动了。我此时才意识到，一定是身体出了某种状况。到医院一检查，是身体的血糖已经严重偏高，当即我决定在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一个多月的医院住下来，用去了三千多元。而我的家庭当时几乎没有积蓄，爱人在厂里是名临时工，收入不高，女儿还在读小学，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靠我每月不到600元的工资。这次住院，还向工友们借了1500元。

　　从此，我为自己得上这个“富贵病”压力重重，总想寻找一种捷径能够摆脱这种困扰。

　　1996年，厂里一群妇女早晚聚集在厂灯光球场练功。这个球场基本是工厂职工茶余饭后的休闲娱乐场所。我也有时晚饭后到球场上溜溜弯，与工友们拉拉家常。记得那年9月份的一个晚上，我的一位武汉老乡黄小惠（女）练完功后碰到了我，闲聊中得知我患上了糖尿病，就马上建议我和她们一起练习法轮功。她说：“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练习大法后‘师父’首先帮学员清理身体，使人在无病状态下修炼，你有糖尿病，练习法轮功不仅能强身健体、‘消业’治病，还能给你全家带来‘福报’。”可能是有病乱投医的缘故吧，为了祛病健身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其中。

　　参加练功后，除了早晚参加集体练功，在家里，我每天都要另外花上2-3小时打坐或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带。练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有规律的锻炼，我自我感觉身体舒服了很多。在老乡的鼓动下，我甩开了药瓶，专心修炼起了法轮功。当时，我对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深信不疑，对“师父”的每句“经文”也都深信不疑。

　　1999年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公开的集体练功搞不了了，但为了自己的病能好转，我仍然坚持在家里偷偷练功打坐、读“经文”。

　　为了“消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还按照“师父”的指令，不仅精进修炼，还积极参与法轮功的各种活动，什么“讲真相”、“劝三退”、“救渡众生”。总之，只要能够尽快“消业”、“圆满”，我都想尽一切办法去做。

　　但是，从2008年3月开始，我发现自己的下肢开始有些浮肿，走路也比较困难。爱人看到我的下肢肿了，埋怨我说：“‘消业’、‘消业’，消得腿子都肿了还在‘消业’”，并要我赶快到医院看看。而我却振振有词地引用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对爱人说：这是我前世做了不好的事情，这是修炼人必须偿还的“业力”。对于下肢发肿，我不仅没有一点思想压力，反而从内心感到我的虔诚修炼，终于换来了今天“层次”的提高。

　　同年，在我为自己的修炼又上了“层次”而暗自高兴的时候，我又暗下决心向更高“层次”精进。经过策划，我到文化用品商店买回一盒彩笔，到安棉厂区和宿舍区的每个楼道口都写上“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和“法轮大法好”等标语。因为几天之间厂区和宿舍区一下子出现几百条法轮功标语，惊动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马上组织警力蹲守，在我再次到一栋宿舍楼书写法轮功标语时被公安机关人员当场抓获，受到了法律制裁。

　　2009年5月，安棉社区应我家人的要求，将我送到心理矫治中心接受心理治疗。系统的心理疏导和学习，使我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学习期间，中心的领导专门将我送到医院检查我的病情，医生告诉我，我的下肢发肿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因为我的糖尿病长时间没有得到治疗，导致血管糖含量过高，使血液不能畅通循环而出现水肿。医生还告诉我，由于错过了有效的治疗时间，现在我的病情只能是控制和缓解，彻底治愈已经是不可能的。

　　听了医生的介绍，我好悔好恨，悔我当初不该听信了老乡的怂恿，恨我自己无知愚昧，更恨李洪志害人的法轮功。而现在我只能靠药物控制，要不是痴迷法轮功，我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谢祖涛向笔者讲述他的经历

谢祖涛仍有水肿的左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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