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正东，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燃化集团工作。我的母亲叫范益娟，1954年12月生，生前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汽车运输公司退休。

　　母亲生前左耳患有慢性胆脂瘤性中耳炎。药物治疗无大碍。1997年10月，单位同事送她一本《转法轮》的书，她读后感到书中讲的太玄了，其内容闻所未闻，层次之高，听所未听，虽有一些怀疑，但她被书中“高层次佛家功法”所吸引，被不吃药治好病的说法所迷惑，她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加入习练法轮功队伍之中。

　　起初，她每天清晨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有时间向功友学习练功的一些基本动作。回到家做完家务事后，按时去单位上班。但在练功时辅导员对她说：“光练动作不长功，必须‘学法’修‘心性’才能长功。”为此，她开始注重“学法”了，她将《转法轮》的书随身携带，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单位一有时间就反复看书，反复背诵书中的一些内容。时间长了，书中一些内容不仅能倒背如流，而且还能一字不差的默写出来。功友都称赞她“学法精进”了。从此，她逐步痴迷，她把家庭和工作看轻看淡，而将练功、修“心性”、上“层次”、修“圆满”作为她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

　　母亲既有文化又有口才，她在练功点交流发言都不用发言稿，却讲得头头是道。辅导员看中了她，经常带她到新浦区其他练功点参加“学法”交流活动。每天很晚才回家，有时干脆不回家。那时母亲心里已经没有自己家的观念了，而家中的一切事务全由我父亲一人承担。我父亲曾多次劝她不要练功了，要她担当起做妻子的责任。但她不听，反而对我父亲说：“我练功修‘心性’，就是要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最后达到‘圆满’。”父亲听后生气地问她说：“你连自己家都不要了，还做什么好人？”她又冲着我父亲喊道：“我宁愿不要这个家，也要法轮大法。”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组织后，她感到十分震惊和迷惑，抵触情绪很大，错误地认为：“政府对法轮功处理不公，强身健体，做‘好人’有什么错呢？”这时法轮功辅导员通知她说：“只有到北京去讲清‘真相’，才能够得到‘圆满’，否则将前功尽弃。”在辅导员的煽动下，她伙同功友瞒着单位领导和家人乘火车去北京“护法”，后被遣送回单位。

　　2001年春，母亲中耳发炎流脓、疼痛。我劝她去医院检查病情，她不但不去，反而对我说：“我的中耳炎不是病，是‘业力’所致。师父说了，医院治不了，吃药也好不了，我只有不停地练功，才能‘消业’。”

　　练功并没有为她“消业”除病，却使她病情越来越重。2003年9月一天，母亲中耳炎引起头疼、发热、寒颤，我用体温计在她腋下测量她的体温已达38.8℃，我用冷毛巾敷在她额头上降温，但发烧仍不退。我连忙叫来计程车将她送到市级医院急诊。耳鼻喉科接诊医生安排她做了脑部CT增强扫描检查，确诊的结论是：“左中耳鼓膜松弛部位穿孔，因胆脂瘤长期侵蚀中耳乳突骨，细菌经血液流入脑部引起脑脓肿。”医生在急诊室采用定向穿刺抽脓手术，又用抗生素输液治疗，才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

　　住院期间，通过医生精心治疗，母亲病情逐步好转。但她病还未痊愈时，就拒绝药物治疗，并将口服药物和氯霉素滴耳液全部扔到病房垃圾桶里。同时，又对我说：“医院住不得，医院治病会把‘病业’压进体内，造成更大的病。”她不再相信现代医学，只相信“消业”的神奇妙用。

　　提前出院时，医生开了一些消炎药物给她并嘱咐她说：“胆脂瘤是一种发展慢，但又不断进展的病变。回家后要坚持用药治疗，因中耳部位与颅中窝、颅后窝的脑膜很接近，如果长期不治疗，可引发颅内并发症，从而危及生命。”她听后不以为然地对医生说：“不碍事，我有师父‘法身’保护，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母亲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修炼，尽快上“层次”、“修圆满”。她在2003年11月提前办理了病退。病退后，她一门心思在家抱病修炼。有一次，她发高烧仍在家打坐练功，我不忍心看她折磨自己，就对她说：“你这么忍痛不停地练功，也不吃药又何苦呢？”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为了‘圆满’，要忍着。因为‘师父’说了，这是局部的反映，这么难忍，那么难忍，各种难忍都会上来，都是正常的。”

　　母亲有病不医治，从生理上加重了病情。2005年6月20日下午，我发现母亲有淡漠、迟钝、嗜睡等神经和意识障碍。我和父亲立即将她送到市级医院抢救。耳鼻喉科医生到急诊室救治，但为时晚了，因病情后期发展为左中耳化脓性细菌破坏乳突骨坏死，致感染侵入颅内并发耳源性脑膜炎死亡。

范益娟生前照

【责任编辑：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