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勇，今年43岁，河北省固安县马庄镇郑家村人，是一名退伍军人。因为迷信法轮功能够带来“圆满”，我带着妻子儿子外出修炼，多年背井离乡，不仅耽误了儿子的学业和身体，更是没能给老父亲养老送终。

　　我是一个苦孩子。自幼丧母，家境贫寒，幼年时候的不幸再加上工作后遇到的诸多不顺，让我倍感沮丧，常常感叹命运的不公，总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解脱的方式。

　　1995年11月，一位战友极力向我推荐法轮功，他告诉我，修炼法轮功能减轻人生中的痛苦。我将信将疑地翻看他给我的《转法轮》，里面的一些说法很快抓住了我的神经，似乎为我的命运坎坷做出了解释——“我们人来到这里不是来当人是来吃苦、消业的。只有通过修炼，才能……回到自己的天国世界里。”“人吃的苦、遭的罪越多越好，让他们过好日子等于是害他们，会使他们失去往回返的机会。”这些话仿佛是李洪志在说给我听，让我通过“修炼”取得“圆满”，抛掉世上的一切烦恼。我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欣喜不已，二十几年的心结似乎一朝解开。

　　从那以后，我就如饥似渴地练功和“学法”，每天早起练功雷打不动，每晚“学法”直至深夜，从不间断。1996年4月结婚后，妻子在我的影响下也加入了练功队伍。为求得“圆满”，我们夫妻俩每天至少练三遍功才觉得过瘾，头脑中不停想象李洪志描绘的极乐世界美景：“树是金的，地是金的，鸟是金的，花是金的，房子是金的……”，幻想着等我们修成“圆满”的时候，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当时很不理解，心想这么好的法国家怎么会取缔呢，一定是国家搞错了，早晚会纠正过来，我一旦放弃，这么多年就白修了。因此，我同妻子不但没有停止练功、“学法”，还同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大谈法轮功的种种“神奇”。

　　2001年10月25日，受李洪志“要圆满就一定要走出来，走出来就成了走向圆满的必经之路”说法的蛊惑，我和妻子及其他一些功友一起进京，进行所谓的“弘法”和“正法”，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并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然而事后我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将这件事理解成自己修炼路上的“魔”。当时，家中的老父亲坚决反对我们练功，为了尽快“上层次”，2004年8月份，我们夫妻俩带上刚上小学的儿子离家出走了。大城市生活不下去，就在小村镇之间辗转；没有房子，就靠租房过日子。三年的时间，我们先后去过天津市的武清区，东丽区，蓟县，西青区的辛口镇、精武镇等地方。在那段时间，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只靠我一个人帮别人做些体力活勉强支撑，收入微薄，时有时无，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没钱给妻子和孩子买件新衣服。尽管生活艰辛，我和妻子依然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反复学习法轮功书籍，抄写李洪志“经文”。每到一处，第一件事就是把“师父”的“神像”挂好，烧香跪拜。

　　我和妻子每天忙着练功，也无暇顾及孩子，孩子常常吃不上饭，有时候只能饿肚子或者去邻居家要点吃的。2006年6月，儿子总是说肚子疼，我们却不管不顾地继续练功。当儿子忍不住疼痛跑到我跟前时，我还教孩子一起练功，我告诉孩子，这是在“消业”，只要他练功，疼痛就会消失，不让孩子吃药，更不带他上医院。终于有一天，儿子因极度虚弱昏倒了，邻居叫来救护车，将孩子送到了医院抢救。经过医生检查，儿子得的是化脓性急性胃炎。医生告诉我们：如果再来晚一点儿，孩子的命就没了。即便是现在这样，也因为耽误了最佳的就医时间，给孩子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辈子都要受慢性胃病的折磨了。让儿子“消业”祛病，没想到差点“送命”，最后救了儿子的是医院先进的医术，并不是我始终追随的“法轮大法”。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再加之流浪的生活非常艰辛，2007年5月，我们全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了固安老家。当走进父亲低矮阴冷的房子时，我一下呆住了，离家之前父亲带病自己住在这里，可眼前除了一些凌乱的物品，却不见父亲生活的一丝痕迹。不详的预感袭来，我冲出家门奔向二哥家，二哥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原来在我们离家不久，父亲即胸闷咳血，病情加重，最终因为联系不到我们，含泪而去。听到这个噩耗，我长跪不起，泪如雨下。“修炼”这么多年，我忠心地“护法”、“弘法”，不顾家庭、不顾亲人，更为此流离失所，可法轮功又给了我什么呢？李洪志不是有“法身”么？不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那我们全家修炼为什么没有让父亲健康的活下去呢？又为什么让我年幼的儿子浪费了宝贵的学龄，更落下了终生的疾患呢？

　　看着破旧不堪，蛇鼠乱钻的房子，没有一丝温暖和人气，我终于如梦初醒，这才是李洪志的法轮功真正带给我的。

　　如今，妻子开了一家理发店，生意还挺红火。我们全家脱离了法轮功的精神控制，过上了简单、充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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