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睿，山西省稷山县西社镇人。1994年考上河南省的一所大学，次年认识了赵文国。他是河南洛阳人，比我大几岁，初中文化，但家境不错，辍学以后便在父母的资助下做起了建材生意，经营着一个效益不错的店面。赵文国对我非常好，大学毕业以后，尽管父亲和姐姐再三劝我回山西老家，但我还是执意留在河南，跟赵文国结了婚。婚后公公婆婆待我视同己出，让从小就失去母亲的我尤为感动。

　　1999年初，赵文国在一名客户的引导下开始习练法轮功，5月我回山西老家省亲。回来后本以为一月没见他应该非常思念我，可是他却异常淡定。第一天晚上，他就抱了床厚厚的被子去另外一间屋里睡。我觉得很奇怪，结婚以来我们甚至连吵架都没有闹到分居的地步，这一月不见，他是怎么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如此，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那一个月里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对我一下子淡漠了很多。他说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突然咆哮起来，我说既然没有，那为什么晚上不和我一个屋子睡觉，为什么每天傍晚都会出去两个小时，为什么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一个人在屋子里喃喃自语。我说赵文国，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他扔下筷子，去屋里拿出来一本《转法轮》。他说：“大法弟子要断绝七情六欲才能上层次，你也看看吧，我们可以一起修炼，到时候一起圆满不是很好吗？”原来，每天傍晚他会去功友家一起练习，晚上就自己在屋子里打坐念经文。

　　那时候我正计划要孩子，所以，每当我拿起《转法轮》看的时候我都会想，是选择圆满呢还是选择孩子呢？就这样，我在练与不练中受尽了折磨。而赵文国觉得自己层次还不够，一直在潜心练习，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管我。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而我那混沌的思想才终于变得清晰。我觉得，我堂堂大学生居然想通过练功来走捷径，未免有点丢人。渐渐的，我找了很多关于政府为何会取缔法轮功的书籍放在家里。赵文国从来不看，我想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吧。但他还是每天出去，他说政府不让练功了，只能跟朋友一起打打牌。只是晚上我们还是分房睡，他说这样习惯了，一时改不了。我都依着他。

　　1999年10月，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全身发热且酸软无力。我让赵文国帮我买药，他出去转了一圈，买了些水果和零食回来。他说：“现在流行感冒太普遍了，别吃药，吃药对你对我都不好。来吃点水果，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我听了特别感动，他说我吃药对双方不好，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完全好了，打算跟我生个孩子呢？

　　2000年1月底，忙着打扫卫生准备过新年，在收拾赵文国的屋子时，突然在枕头下发现一本被他翻了不知道多少遍的、用笔批注过的《转法轮》。我找来锤子砸开床头柜，里面厚厚的法轮功宣传品映入我眼帘。当晚我们吵架了，我说：“法轮功已经被取缔了，你为什么还要练？你知不知道这一年来你父母说过多少次想抱孙子，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练法轮功到底哪里好？”说着我拿一叠宣传页撕了，他的巴掌便落在我脸上，他说我这是在阻止他修炼，影响他“上层次”。

　　我们就这样三天两吵的过了春节。2000年5月，父亲在北京打工时突发脑梗塞住进了医院，我和姐姐每天轮流照顾父亲，一周后他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语言功能尚未恢复。半个月后，当我去刷卡为父亲交医药费，却被告知余额不足。打电话给赵文国电话不通，打到店里，店员小刘告诉我说大半年来赵文国都很少过问生意了，有时候甚至会把各种建材低价卖给所谓的功友，还出钱印法轮功传单、买法轮功纪念品，早都已经入不敷出了。我顿时呆若木鸡，欲哭无泪。没钱，只能让父亲回家静养。

　　我把父亲接到我家，每天悉心照料，但一个月过去了，他仍旧不能开口说话，而且食欲严重下降，病情也不稳定。那一天我提前下班回家，竟然发现赵文国带领几个功友在父亲床前喃喃的祷告，而垃圾桶里有被扔掉的药丸。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他一直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禁止父亲吃药！我跟他吵架，继续拿了药准备给父亲吃，他和几个功友极力的阻止我，把我拉到一边，病床上的父亲怕他们伤害我，努力移动身体，不慎从床上栽了下去，头磕在床沿上，停止了呼吸。我哭着打电话找医生，但为时已晚。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而赵文国却说因为父亲自身的修炼不够，加上我也排斥法轮功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也早已离开了赵家，但这些往事却很多次在深夜里化为噩梦困扰着我。后来，从朋友那里隐约听说赵文国破产了，很多债主催债，他成天东躲西藏地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再后来，听说他已经不练法轮功了，他还说如果当初他不迷恋李洪志的那套歪理邪说的话，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很大了。听到这样的话，我既欣慰又心酸。欣慰的是他终于看清法轮功的真面目，没有继续错下去；心酸的是我们那些幸福美好的过去再也回不来了，用这么惨重的代价去换取一个谎言，到底值还是不值呢？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