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夏祖容，今年63岁，家住永川区双石镇双石桥街70号。

　　我是1997年开始练习法轮功的，那时一大家子10多口人，大儿子、二儿子都成家，小儿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家里人丁兴旺，也算其乐融融。其实我练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像那些人宣传的那样，可以强身健体、去病消灾，同时可以保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所以，我把法轮功当成一个实现愿望的寄托，练得十分认真、刻苦。每天凌晨4点起来先练两个小时，中午12点开始又练五个小时，晚上7点接着再练三个小时，这样的练功安排从来没有间断过。

　　没过多久，辅导员开始要我学习李洪志的“经文”，他说如果光练功不“学法”，练功就要迷失方向，不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还要起反作用。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我还是按照辅导员的指点，买了《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以及法轮功磁带和光盘，还买了一套练功服。说实话，书上很多字我都不认识，但靠着辅导员的讲解和我的勤奋，还是慢慢理解了《转法轮》的精神。随着练功、“学法”越来越深入，李洪志那套所谓的“业力说”、“圆满说”等理论也就渐渐占领了我的大脑，原来单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了，我觉得自己不仅要“保”一家人的平安，还应该“上层次”、“求圆满”，要像“师父”那样普度众生。

　　我“度”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丈夫龙甲模，他在我的劝说下开始了练习法轮功。为了扩大影响，我又先后发展了16个人一起加入练习，其中就包括我的小儿子龙刚。由于我积极能干，练功又刻苦，多次受到法轮功组织的表扬，并当上了学习法轮功的辅导员。为此，我在家里专门开设了练功点，定时召集学员们练功，一同学习《转法轮》、《大圆满法》。为了做出表率，我从原来每天练功10个小时，延长到了每天14个小时，学法练功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带孙子、干农活、做家务这些家庭妇女该做的事，我几乎都没时间做了。我想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跟上“师父”的思想，才能带着我的学员往前走，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才能“上层次”、“得圆满”。

　　在我的辅导下，学员们都希望能够“圆满”，达到“佛眼通”、“天眼通”、“法眼通”，最终“飞升”到法轮世界，“成仙成佛”，逃避地球毁灭的灾难。所以他们个个练功也都非常刻苦，“学法”也十分努力，尤其是我那儿子龙刚。

　　龙刚原先开了个小吃店，做点小生意，自从我把他领进法轮功的门后，他就一天待在家里打坐、练功，对庄稼、生意都不再管了。儿媳妇经常找我诉苦，说是家里家外的事都靠她一个人，还要带娃儿，实在撑不住了，要我劝劝龙刚不要练功了，走出去挣钱养家。我对儿媳妇说只要用心练法轮功，吃的、穿的都不用考虑，李洪志自会帮助我们。

　　还有一次，儿媳妇跑来说看到龙刚在厕所里找苍蝇吃，边吃边叽叽咕咕，人好像不正常了。我叫儿媳妇不要到外面瞎说，现在龙刚正在过关，不要影响他。

　　1999年7月17日凌晨5时左右，我和丈夫像往常一样正在床上打坐，突然听到儿媳妇在外边一边跑一边喊我们快出去，说龙刚抱着6岁的娃儿往安溪河边跑了，可能要出大事了。我们赶紧起来，跟着娃儿的哭叫声往河边追，可还没赶到，就听见“扑通”一声，娃儿哭叫声消失了……陆续赶来了很多乡亲，他们急忙下水搜救，6岁的小孙子被救起来了，但龙刚的尸体三天后才在下游发现。

　　儿子的离开，我并不感到伤心，反而为他高兴，我想儿子是真的修炼“成仙”，到极乐世界去了。从此，我更加用心练功，希望有一天能在极乐世界与儿子见面。

　　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我并没有停止，而是偷偷练功。有个因为得了“哮喘”而加入我们的学员，本来希望通过练功把病治好，结果病情却越来越重，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检查，已是“肺心病”晚期，家里人说啥子也不让他来练功了。此后，一些学员也看到辛苦这么多年，谁也没有真正达到李洪志所说的“上层次”、得到“圆满”，甚至连最基本的祛病消灾的愿望都没实现，就陆续不练了，纷纷离开我的练功点。这时，丈夫也离家出走了。但我仍然没有放弃，还自责是不是自己练功不够，“学法”不精。

　　直到2007年，我都还在练功。只是身体已经消瘦到了极点，走路都偏偏倒到。一次出门，我感觉脚底下轻飘飘的，像是腾云驾雾，我高兴极了，大喊：“终于成仙啦！”结果把路上的小孩吓得哇哇直哭。从那以后，我常常两眼空洞无神，说话颠三倒四，看到我的人都绕着走。镇上的同志和志愿者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主动接近我，给了我生活上很多的关心和照顾，最重要的是他们帮我分析这些年来我的所作所为和所得所失，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说实话，自从练功以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我为法轮功付出了这么多，家也破了，人也亡了，但得到的却是个永远无法摸到的“空中楼阁”。

　　我现在终于从迷乱中走出来了，只是一提起法轮功就会全身哆嗦，立即就会想起我死去的儿子，离家的丈夫，破败的家庭，而对李洪志痛恨不已。

夏祖容在照料自己的茶馆生意（摄于201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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