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曹宗兰，初中文化，1951年9月生，家住重庆市高新区柏林三村。老公李国伟，生前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一家建筑公司职工。我们育有一个聪明听话的儿子，一家三口虽然经济上有点拮据，但也幸福和睦。可就是因法轮功，让丈夫过早地离我而去。
记得那是1997年11月的一天，我到重庆新桥医院看病回家时，在重庆111中学见到很多穿黄衫的人聚集在一起练功。上前一打听，才得知他们练的是法轮功。他们告诉我，习练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生了病不用打针吃药，只要多读《转法轮》，坚持练功就可以痊愈，根本不需要上医院作治疗。
为了增强体质，减少医疗费用，我为这次意外的发现感到高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托人买了《转法轮》等学习书籍。我连续几夜在家把《转法轮》从头到尾看了个遍，还跑到练功点看李洪志“师父”讲法录相，当时我就觉得法轮功太神奇了，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我每天早上都坚持到练功点与功友聚集在一起练一个小时的功，然后才匆匆去上班。还定期参加功友们的聚会、交流“学法”心得。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轻松多了，渐渐地我相信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也认同了生病是“前世造的业”，是“现世报应”这一观点。为了尽快“消业”，我虔诚地听“师父”的话，坚持风雨无阻习练法轮功。
慢慢地，我认识了身边很多功友，经常和他们“切磋探讨”，还常常邀请功友们到我家吃饭，给他们赠送我做的咸菜。功友们都夸我是“好人”，我心里乐滋滋的，成就感也越来越强，对法轮功和“师父”更是越来越依赖。那段时间由于我迷恋修炼，满脑子全是“消业”、“上层次”、“得圆满”这些东西，根本再没有其它精力照顾孩子的学习和家庭生活。为了更好地掌握功法，我还把卧室重新布置了一下，在其正面墙上挂了李洪志“师父”的画像，掏钱购买了录像机和李洪志“师父”的录像带、练功磁带。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认为国家取缔法轮功是搞错了，心里觉得十分憋屈。于是，我根本听不进亲朋好友的劝告，继续偷偷习练，还经常外出“弘法”、“讲真相”。弟弟来到我家苦口婆心的劝阻我，见我不理不睬，和我大闹一场，还将李洪志“师父”的挂像砸了。可事隔2个月后，弟弟因一次意外的车祸死亡。得知消息时，我感到很庆幸，认为我没有听弟弟的话是正确的，弟弟冒犯了“师父”遭到了应有惩罚。这事让我更加坚定了“师父”的“神通”。
2002年6月，丈夫李国伟突然感到腹涨不适，有隐隐疼痛的感觉，到医院检查说是肝硬化，需要住院治疗。我知道此事后，告诉丈夫不要住院，只要好好习练法轮功，多读《转法轮》，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治好他的病。我还找来几个功友，给丈夫讲法轮功的神奇，说有人得了肝癌后习练法轮功半年痊愈的事例。在我和功友的鼓动下，一直不支持我习练法轮功的丈夫心动了，开始和我一起学练法轮功。当他有时感到上腹涨痛时，我就告诉他，只要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的“法身”就给他“消业”。有时，丈夫觉得还真管用。这时，我就要他加紧“学法”练功，争取做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
直到2005年3月，丈夫的身体越来越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萎靡不振，连打坐都感觉很累了，终于因体力不支瘫倒在床。大哥知道情况后，立马来到我们家要送丈夫去医院检查治疗，当时我和丈夫都坚决反对，我还说丈夫只要坚持习练法轮功，保证没事。大哥焦急地请来了很多亲戚、朋友，强行将丈夫送进了重庆市西南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说丈夫已患了肝癌。即便如此，我和丈夫丝毫不敢对法轮功有一丁点怀疑，因为我害怕“师父”会抛弃我们。丈夫在重庆西南医院住了两天院后，待大哥和几个亲戚去凑医药费时，我将丈夫带回了家。丈夫躺在床上，我在床前为他念《转法轮》。大哥和几个亲戚回来知道了，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甩下一句不再管我们了的话，就走了。当时，我还说我们练功人不需要哪个管，有李洪志“师父”管就够了。
就这样，丈夫的病越来越严重，腹部也越来越涨大，说话也非常吃力。2005年5月7日早上，丈夫怀抱着《转法轮》，口中还断断续续地请求“师父”帮他“消业”。可丈夫没能等来“师父”的救度，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
丈夫离开人世后，我并没有及时醒悟，一直认为是他“业力”太重了。我继续和功友经常聚会，有空外出散发传单，成天干些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大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我送到了心理矫治中心。在心理咨询师和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扭曲的“大法思维”终于被矫正过来了。有了正常的认知，我开始反思我和丈夫的练功经历，李洪志不是说他可以为“大法弟子”“消业”吗？不是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丈夫为什么还离我而去了呢？那些已经脱离法轮功的人，不仅没有“形神全灭”，相反还生活得更好；社会上千千万万没有习练法轮功的人，他们家庭和睦，幸福快乐。而我们修炼人，过着担惊害怕的日子，远离亲情、友情，成天做着“白日梦”。
在铁的事实面前，我终于醒悟。我的愚昧无知，让丈夫过早地离我而去，我真是悔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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