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婆叫白娥，1952年11月出生，小学文化。
在我老婆痴迷法轮功之前，我们家的小日子过得相当红火。那时候，我们一家都还住在襄城县颍桥回族镇建设街。我在村里当村主任；白娥在我们村卫生所当卫生员；女儿上班后，在平顶山市成了家；儿子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老母亲与我家生活在一起，安享晚年。一家老少三代人生活在一起，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我老婆是个气功爱好者，1997年秋天练上了法轮功。
就在那年秋冬之交的一个早晨，我老婆在去练功的路上，被快速路过的摩托车撞倒，当场造成左胳膊轻微骨折。我与儿子听说后，就要赶紧把她往医院送，并要求肇事者赔偿。她却说：“这件事与别人无关，是我自己的前世‘业力’所致。”她不肯去医院，也不肯吃药。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她的骨折居然好了。她认为，这是她练习法轮功的结果。这件事，使她更加痴迷法轮功了。
身患多种疾病的老母亲，在她的再三劝说下，也加入到练功行列中来了。每天早上5点多，她就叫着老母亲去练功了。晚上，她们婆媳两个能习练到半夜三更才回来。他们还坚持在家里看录像，听录音，谈心得体会。
一天早上，在我老母亲出门去练功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在地上，造成大腿骨折。亲戚朋友都着急慌忙地要把老人往医院送，我老婆却坚决不让，也不让人请医生。她告诉我：“母亲是‘师父’的人，前世‘业力’太重，她现在正在‘消业’，你就让她听‘师父’的吧。”
母亲天天跟我生活在一起，她什么时候成了“师父”的人，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就这样，老母亲有病，她不让去看医生，也不让吃药。我给老母亲弄点药，她收藏起来，不让吃。她还说：“母亲吃了你的药，她就前功尽弃了。”有时候，老母亲疼痛极了，她就装模作样地给她“发功”治疗。她说：“这样既省钱又治病，多好！”钱是省了，老母亲的病治好了吗？多少年过去了，我老母亲还在床上躺着呻吟。
1998年夏天，我老婆去外地聚会，直到很晚了还不见她回来。我担心她路上安全，就让儿子骑着摩托车去接她。在回家的路上，酷热难耐的儿子要去路边的河里冲个澡。不知河水深浅的儿子，下河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我们一家老少哭喊成一团，像疯了一样在那里寻找儿子的尸首时，她却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面容平静，眼望远方，若有所思。嘴里不停地小声嘟囔着：“去吧，你就先去吧，那里比这里更好，‘师父’会好好地关照你的。”我以为她伤心过度糊涂了，她却平静地站起身来，挨个地劝说。
儿子的夭折，成了我内心永远的痛。要不是我老婆半夜三更去参加法轮功活动，我儿子能出这事吗？自此，我对她参与法轮功活动有了刻骨的反感。
我老婆除了正常参加练功活动外，就是盘坐在地上、面对墙壁念念有词地为儿子祈祷。有时她突然对我说：“我看见儿子骑着金毛雄狮，身穿大红锦袍，头戴黄色高冠，驾着祥云，面带着微笑，向我摆摆手，朝着遥远的天堂飞走了……”
几个晚上，她邀上几个男女功友，身穿花花绿绿的拖地长衫，手里拿着各种响器，在我家的院子里，一边绕着圈子又蹦又跳，一边高声地唱着歌。她（他）们说这是在祝贺我儿子“升天”呢！引来大批围观者。一直闹到大半夜才肯罢休。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她与几个功友一商量，要去北京找中央领导讨个说法，为法轮功“正名”。我与女儿赶紧阻拦，并从经济上断绝了她的来源，但她还是先后两次逃脱了我们的监视，私自跑到北京闹事。
为了把她找回来，我冒着酷暑，忍饥挨饿，只身跑到北京，在茫茫人海里寻找她。在那里我度过了五个不眠之夜，两眼熬得通红，身心疲惫，但一无所获。正当我一筹莫展时，家里打电话说，她被北京警方抓获，现已遣返回到平顶山市。我心急火燎地往家跑。当我满头大汗地与女儿、外孙一起拎着水果在拘留所见到她时，她一脸的漠然，冷冰冰地说：“你们来干什么？”当孩子们哭着喊着“妈妈”、“外婆”时，她脸色平静，无动于衷。
为了能让她早日从法轮功中走出来，我想尽了办法。一有时间，我就带着她回老家，与村里的老亲戚、老朋友接触、交流、谈心。我还用身边30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来开导她。可是，不管我怎样用心良苦，她就是不开窍。一逮住机会，她就偷偷地给人家宣传法轮功，这常常把我气得要死。
2004年3月，因多次制作、散发法轮功邪教宣传品，构成利用邪教组织危害法律实施罪被平顶山市人民法院判刑5年。2009年3月10日刑满释放。但她仍痴迷法轮功。
老婆对法轮功如此痴迷，搞得我生活不得安宁，使我心恢意冷，苦不堪言。我有心与她离婚，从此与她一刀两断了事，但想到我那早死的儿子，想到我那可爱的外孙儿，想到我们曾经有过的恩爱感情，又于心不忍。怎么办呢？我仰望苍穹，泪流满面，引吭长叹：“老婆，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拿什么来唤醒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