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金英，今年52岁，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人。1998年春，我听朋友介绍说法轮功是个好功法，教人“做好人”，能通过修炼强身健体，最后还能“成佛成仙”，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就一头钻了进去，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也做了许多荒唐事，比如说十二年前的“4·25”事件，我就像傻子一样，被欺骗和利用了还毫不知情，反而沾沾自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99年4月24日上午，我和功友们像往常一样在练功点练功，这时，站点辅导员王瑞香来了，她告诉大家都别练了，说有事情要和大家商量。王瑞香给我们讲了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说天津师大教育学院办的刊物污蔑大法，天津的功友们为了讨说法，到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警察带走了。她还鼓动大家说“天下大法弟子都是一家，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出来，给大法说句公道话？” 我们当时听了，也都很激动，有几个功友当即表示要去给大法讨个公道。王瑞香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统一集合，去北京中南海“护法”，让政府给我们大家个说法。我这个人胆小，没出过远门，再说，家里也还有一摊子事，有点犹豫，就问：“所有的人都得去吗？不去行不行？”王瑞香说：“这个怎么能说是强迫呢，‘师父’可都看着我们呢，真修假修，关键时刻见真章啊！去了就能够长功，不去的人，会不会掉队，会不会淘汰，可都说不好。”我一听这话，最后一丝犹豫也都打消了。还有功友问：“是我们平谷同修自己去还是全北京同修都去？”王瑞香说“人多力量大，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了”。最后大家一致表示都愿意去，就约定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回家做准备了。

　　24日下午，我爸给我打电话，对我说：“金英，你妈病了，还挺严重的，现在正在医院输液呢，你要有空就来医院照顾她几天。”我心想：我现在忙得很，哪里有时间啊？就拒绝了，说：“家里活多，没空。”爸爸又对我说：“那你明天抽空来看看你妈，她说挺长时间没看到你了，挺想你的。”我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北京做“大事”，就推脱了，说“明天不行，我有要紧的事，过几天再说吧！”爸爸叹了口气，挂了电话。我知道他对我很失望，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内疚，因为“师父”说过“谁是你的亲人，谁是你的父母，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他还说“你要放不下这个情，你就修不出来”。所以我撇下了老妈，放下了亲情，去干我所谓的“大事”了。

　　25日早上四点半，天还没有亮，我偷偷地起床，瞒着家里人，骑自行车来到约定好的平谷新汽车站。五点钟，我们站点的功友都到齐了，其中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其他站点的功友，大家表情都很严肃，好像肩负着什么重要的使命。王瑞香告诉大家：“这次我们要去中南海上访，但是要注意保密，不能对外说是我们练功站点组织的，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你们自愿去的”，我们都说知道了，然后，在她的带领下，集体乘坐918路长途汽车到了东直门，又转乘地铁到天安门附近。

　　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八点多了，人非常多，我和大家走散了，非常着急，心想：这人生地不熟的，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啊？就拉着旁边一位大姐问了起来，这位大姐操着一口山东话，说：“俺也不知道该干啥，就让听负责人的指挥。”

　　我就跟着这位大姐向前走，来到中南海附近的一个小店门口。大姐说她们练功点二十多同修连夜从山东赶到了北京，就因为听说“来北京练功能够长功”。这时中南海附近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人静默，有人打坐，还有在人练功，大姐他们开始坐在地上练起功来，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练功点的功友，就没加入他们。我在人群中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王瑞香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就一直傻站着，观望大家。下午的时候，我又累又渴又饿，几次都想回去了，可是周围的人都没有要走的意思，还不时有人给予大家鼓励，说“坚持住啊，大家一定要坚持，坚持就能胜利。”

　　傍晚的时候，有人开始走了，我也坚持不住了，就坐车回家了。第二天，在练功点上，我见到了其他同去的功友，大家都在热烈讨论，都觉得很自豪，认为自己为“护法”做出了贡献，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已经“上了层次”，功力更深厚了，我也庆幸自己抓住了这个机会，感觉自己离“圆满”更近了一步。

　　直到2002年，反邪教志愿者找到了我，帮助我认清了“法轮功”组织的真实面目，脱离了法轮功的精神控制，我才终于能够理性思维。我亲身经历的“4·25”事件，确实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中南海是中央所在地，那么多人聚集在那里，就我所见，阻碍了交通，干扰了附近商户做生意和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给国家形象抹了黑。回想到过去走过的路，我很后悔，李洪志利用了我们的善良、痴迷，使我们这些受骗的练功人成了他的帮凶。如今，我庆幸自己终于明辨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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